1992年成立的本地第一个专业弦乐四重奏唐四重奏，从青春无敌到中年大叔，完成了首次迭代。唐四重奏的新旧成员及几位本地音乐人，受访分享唐四重奏30年来的高光时刻，传承室内乐艺术的热忱，以及迈入第四个十年的挑战和期许。
30年，是历史中的沧海一粟，是新加坡独立后的半部传奇；而对任何人来说，30年的坚持都是无悔的青春，是不渝的追求，是一生的使命。
由小提琴家黄毓颖、小提琴家洪泽民、中提琴家陈国安和大提琴家陈国平在1992年成立的唐四重奏是本地第一个，也是直到2020年唯一的专业弦乐四重奏。他们是新加坡古典音乐界的一面旗帜，也是深受乐友学生爱戴的明星和师长。
从青春无敌到中年大叔，唐四重奏走过的30年充满惊艳，也面对过危机挑战。在因疫情沉寂的两年多里，陈国安和哥哥陈国平相继宣布退休。与唐四重奏保持多年合作，也是陈国安学生的中提琴手胡翰灵前年8月正式加入；去年6月，和创始成员一样出身于新加坡交响乐团的大提琴手王子豪正式加入。
至此，唐四重奏完成了首次迭代，在30周年的里程碑下重整旗鼓，蓄势待发。
最好也最坏的时代
新加坡交响乐团董事主席吴友仁回忆，1980年代末是本地室内乐蓬勃起步的时代，也是前途未卜的彷徨时刻。
“在我成长的六七十年代本地没有交响乐团。”吴友仁说：“我第一次听交响乐，是1970年代来访的华沙爱乐乐团，当时也常有Alfred Brendel这样重量级的独奏家来开独奏会或室内乐音乐会。
“1979年新加坡交响乐团成立后，国家乐团成了本地音乐生活的中心，独奏会和室内乐不再受关注。在这背景下，乐团首任总监朱晖非常鼓励团员自发策划室内乐节目。唐四重奏、‘Jade’四重奏都是那时候成立的。”
四个大男孩天性爱玩，名字也取得巧：陈（Tan）、洪（Ang）、黄（Ng）加在一起，就成了TANG（唐）四重奏。随着兴趣的深入，他们对这门精妙的艺术越发着迷。黄毓颖说：“一个专业的四重奏要默契无间，四合为一，这需要专门的进修和磨炼。”
1997年，四人同去美国进修，在著名的克利夫兰四重奏的大提琴家Paul Katz门下求学；那两年的他们如饥似渴，不放弃任何一个参加音乐节、大师班的机会。1999年学成回国，他们决定离开乐团，把四重奏职业化。
这无疑是个惊心动魄的决定。吴友仁说，唐四重奏走过的路看似顺理成章，但我们不该低估当年离开乐团那个决定背后的勇气。他说：“我无法想象毓颖他们那时该怎样和父母开口，说要放弃一份有稳定收入的工作。我更不确定他们是否会有听众，有收入。”
他记得当年一场室内乐音乐会后遇到一位老人家，也算是常去音乐会的乐友说：“还是昨天的交响乐‘物有所值’，同样的票价可以听到百多人演奏。”如此“乐评”多年过后还是让吴友仁哭笑不得。
回首当年，洪泽民说：“我当时的想法很单纯，认定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一定有饭吃。”
“我那时已在乐团的董事会，老实说我很担心他们。”吴友仁说：“我知道他们的水准没问题，我是担心他们的票房。欣慰的是，他们很快就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室内乐严谨又时髦
如果说唐四重奏出道即巅峰，是因为他们的宣传很吸睛，这一点有口皆碑，包括他们自己。
本地资深乐评人，曾任新加坡国际钢琴节艺术总监的张道亮医生说：“室内乐是门精深的音乐体裁，即使是一般的古典乐友也会觉得大部头。而唐四重奏就有能力把室内乐变成时髦的活动，吸引不少年轻人。”
张道亮跟太太就是在唐四重奏的音乐会“相遇”的。“我们之前见过，但了解不多。因为在音乐会碰见，才知道对方也喜欢古典音乐，从此有了共同话题。”
唐四重奏有多时髦？最著名的莫过于刚成立时，那张四个帅哥拿着乐器秀腹肌的半裸照了。
“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刻意搞怪。”黄毓颖说：“那是一本杂志的采访，当时正值Metallica这种摇滚男团开始流行，杂志社的摄影师就提议说尝试点不同的，像‘古典音乐的坏男孩’之类的。
“我也不知道他们会用那张照片，看到报道后我心一沉：完了，我父母会怎么看我？”
不仅是父母，音乐总监朱晖看到了把四人叫到办公室说：“你们在搞什么？是不是有点过了？”
不过朱晖并没有干涉。“后来朱晖在后台看见顶着朋克头的陈国安都见怪不怪了，就很轻松平常地说嗨，然后擦身而过。”洪泽民笑着说。
宣传照虽然走流行风，节目单却是一丝不苟。张道亮说：“唐四重奏在专业水准上毫不松懈。作为本地唯一的专业弦四团，他们近乎虔诚地演奏室内乐，不懈地向本地观众推介肖斯塔科维奇、雅纳切克这些近现代重要的作曲家。”
作为国际著名乐评网站“Bachtrack”的特约撰稿人，张道亮非常肯定地说：“以他们的演奏水准，如果唐四重奏选择在欧美发展，一定会有极高的国际声望。”
新加坡的音乐使者
国家艺术理事会高级司长（艺术参与拓展）黄丽燕在艺理会服务超过30年，她对唐四重奏最深的印象大都和艺术节有关。
“唐四重奏非常有合作性，他们的表演总是让人眼前一亮。”黄丽燕说：“2001年新加坡艺术节上，唐四重奏和化生艺术团合作的《想像森林》在当时的新闻及艺术部雅殿举行。雅殿的巨型玻璃天花板有严重的反射声响，唐四重奏倒是充分利用这个‘劣势’，把模糊的音色化作演出概念的一部分。”
黄毓颖也对那场表演印象深刻：“我们拉琴拉到一半把琴放下，还去和舞者一起跳舞。在第二个十年里我们做了很多跨界尝试，也是那个时代的需求。”
“另一场表演是2007年新加坡艺术节，唐四重奏和苏格兰的隐秘剧团（Theatre Cyptic）合作《光学身份》。”黄丽燕回忆道：“后来他们还把节目搬上了爱丁堡国际艺术节的舞台。”
洪泽民说：“我们常常出国参加艺术节、音乐节，和不同国家、文化的艺术家合作。从一定程度上说，我们就像新加坡的音乐大使。2005年，在艺理会的支持下我们参加了一场盛大的，在英国伦敦举办的新加坡节（Singapore Season），在著名的威格莫尔音乐厅举办音乐会。”
张道亮对那场音乐会印象深刻，称之为他听过唐四重奏“最好的一场音乐会”。17年后他还凭记忆说出了节目单：肖斯塔科维奇、盛宗亮、Schulhoff。
另一方面，黄丽燕指出唐四重奏对本地的音乐教育也做出很大贡献。“泽民非常乐于助人，每次艺理会举办音乐比赛，甄选奖学金得主，他和唐四重奏的伙伴都会挺身而出。”黄丽燕说：“他们频登国际舞台的同时，也热心走进本地的校园，为学生呈献普及性的节目。”
洪泽民回忆，高峰时期他们一年走进60所学校，在校园的早午集会上演奏古典音乐。
疫情低谷与经历迭代
全球疫情对于每个艺术家都是沉重的打击。在因疫情失去舞台的两年里，两名元老也相继离开。黄毓颖承认，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事业和情感上都是。
陈国安的离开并不突兀。他2009年因颈椎受伤，须要请替补中提琴手，他的学生胡翰灵就是在那时与唐四重奏结缘。2019年开始，陈国安旧伤复发，唐四重奏须不停更换中提琴手，这不免影响他们作为弦乐四重奏的合一性。
洪泽民说：“我们最希望国安能够恢复，但也隐约知道也许那天终会到来。问题是接下来要怎么走，还走得下去吗？”
“我们四人一起走了超过25年，什么风浪都经历过，全世界什么地方也都去过。我们在一起的初心都是纯粹的激情，就是对室内乐的热爱。”黄毓颖说：“我和泽民决定把这个事业做下去。
“学音乐的人往往都盯着独奏家的目标，忽略了室内乐的精彩。我们从杨秀桃音乐学院成立后就是重奏课老师，希望能够把室内乐的艺术传承下去。”
用黄毓颖的话说，胡翰灵就是被他们“带坏的”。胡翰灵说：“陈国安是我的老师，唐四重奏是我的偶像，室内乐是我的‘初恋’，应该说我的梦想就是拉四重奏。所以当他们邀请入伙时，我当场就答应了。”
王子豪则难掩内心的激动，他说：“唐四重奏成立时我才1岁，（加入他们）对我这样的后辈是莫大的荣幸。我对唐四重奏的感情源于十年前我进入杨秀桃音乐学院，他们所展现的魅力一直在我的记忆里闪闪发光。
“加入新加坡交响乐团后我也常常跟同事演室内乐的节目，往往收到不错的评价。我知道是唐四重奏给了我这些影响，因此加入唐四重奏的感情中还有一丝熟悉和归属感。”
在挑战中重生
从一开始便关注唐四重奏的吴友仁说：“四重奏合四为一，就像人生一样，充满岔路口。世界上的老牌四重奏，无不经历迭代，当然也有人选择原班解散。国平选择投身巴洛克古乐和更多跨界表演，我为他感到自豪；我也期待唐四重奏发生新的化学反应，给我们不一样的答案。”
这也正是黄毓颖的想法：“我把子豪加入那一天看作唐四重奏的重生，不会把此后的演奏和原来的风格做对比。我和泽民也总有拉不动的一天，我们要做的是传承。我为下来的旅程感到兴奋，非常兴奋。”
经历两年疫情低谷，以崭新的阵容和心情迈入第四个十年，有怎样的挑战和期许？
黄毓颖坦言，唐四重奏目前面临经济压力。“疫情前我们约有一半的演出是在国外，这两年都停摆了。疫情中我们失去了艺理会的主要拨款（major grant），音乐厅的人数限制更是雪上加霜。”
不同于刚成立时的光景，那时四人青春无限，接到表演的收入就平分，加上还没成家，日子还算潇洒。如今作为一个老牌知名团体，要聘请公关团队，给年轻人发薪水；庆祝30周年的计划还包含出版一本纪念册，委约本地作曲家创作新的室内乐作品，无不增加运营成本。
洪泽民说：“虽然世界正在从疫情中恢复，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我们刚刚经历成员迭代，也须重新建立声望。我不想冒犯任何人，但我认为现在是我们最需要艺理会的时刻。”
下月22日，唐四重奏将在维多利亚音乐厅呈献30周年庆的第一场音乐会，以“Humble Beginnings”为主题，演奏海顿和鲍罗丁的传统作品，以谦卑的姿态，重新出发。
Humble Beginnings
维多利亚音乐厅
4月22日（星期五）
晚上7时30分
28元、40元
beginnings.peati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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