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人口迅速老龄化，大部分年长者倾向在自己熟悉的环境原地养老，辅助生活设施应运而生，提供疗养院以外的选择。尽管需求日益增加，与辅助生活相关的设施和服务却严重不足。在政府条例和津贴都未到位的情况下，业者如何排除万难，推动刚起步的辅助生活产业？
新加坡人口正迅速步入，甚至或已进入超老龄社会（super-aged society）。
根据联合国定义，65岁以上人口若占国家总人口14％以上就是老龄社会，超过20％则是超老龄社会。根据新加坡统计局和国家人口及人才署的数据，2022年，我国每五人中有一人（20％）年龄是在65岁或以上，总数约67万8100人；到了2030年，每四人中会有一人（25％）年龄超过65岁，总数约90万人。新加坡2021年的预期寿命调查报告显示，我国人口平均寿命是83.5岁，男性为81.1岁，女性为85.9岁。
辅助生活包括设施和服务
新加坡国立大学属下苏瑞福公共卫生学院助理研究员谢慧婵受访时说：“国人寿命更长，但不表示身体更健康。到了2030年，无法做至少一项日常生活活动（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简称ADL；包括洗澡、穿衣、进食、如厕、下床、走动六种活动）的老人估计有10万400人，到那时本地估计会有超过15万人患上失智症。这代表老人辅助和护理需求会快速增加，新加坡必须迫切解决这个问题。”
谢慧婵和同事针对本地老人辅助生活（assisted living）做深入调查，于去年6月发表了名为《发展辅助生活蓝图：新加坡原地养老的未来》报告。该报告指出，本地有一大群处于持续护理（care continuum）中间层的老人——他们无法独立生活，但身体病况没差到得入住疗养院。这个群体目前没有很多长期护理的选择，而辅助生活产品能填补这块空缺。
辅助生活的目的是要帮助年长者尽量原地养老，包含设施和服务两方面。设施是指给老人居住的地方，并有专人照料老人的起居饮食和看病等需求；服务分为居家和社区两类，例如有人上门为年长者提供护理，帮忙做家务，或年长者到住家附近的乐龄护理中心做复健和社交等。
本地辅助生活产业刚起步
谢慧婵指出，本地年长者的护理目前大多依赖家人或帮佣，随着家庭规模越来越小，年轻成员长时间在外工作，帮佣没接受适当培训等，这样的护理安排很难持久。此外，老年人口迅速增加，疗养院床位根本无法追上，以应付庞大需求。
谢慧婵说，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年长者通常是在生命最后阶段才入住疗养院，平均住院时间约两年。新加坡老人住疗养院的时间更长，不少人住六年以上。
她说：“很多老人入住疗养院，是因为缺乏居家和社区养老支援，无法让他们原地养老。疗养院比原地养老更耗费金钱和资源，生活上也有许多限制，而辅助老人原地养老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和生活素质更有益。”
在日本、澳洲、台湾等，辅助生活设施和服务相当完善，当地年长者有许多养老选择。反观新加坡在这方面才刚起步，而且面对许多挑战。谢慧婵说：“国人非常依赖外籍帮佣来照顾老人，请帮佣比请正规看护更便宜，所以本地的辅助生活产业不像其他国家那么发达。”
要发展辅助生活服务和设施单靠政府是不够的，也需要私人业者参与，但他们面对不少障碍。谢慧婵说：“私企希望看到市场有一定的稳定性，可以持续经营，政府必须为此创造条件。”她举例，疗养院使用的是医疗用途土地，而辅助生活设施目前使用的是住宅用途土地，导致成本很高。
条例不明确津贴不足够
新加坡目前没有为辅助生活设施制定专门条例，有很多不明确之处。谢慧婵说：“我们有疗养院条例，有住宅条例，却没有辅助生活设施条例。有兴趣的业者必须跟不同政府部门查询，繁文缛节很多。”她说政府也应制定监管条例来评估辅助生活设施的护理素质，处理年长者的申诉。
此外，政府提供的大部分长期护理津贴是给无法完成至少三项ADL的年长者。那些面对一或两项ADL困难，或无法完成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简称IADL）的老人目前无法获得太多津贴或援助。所谓IADL指的是购物、做家务、理财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活动。谢慧婵说：“没有政府津贴或无法用公积金支付辅助生活产品，会影响老年人对辅助生活产品的需求。”
外国有多种辅助生活服务和设施，例如退休村、附支援服务的老人公寓、老人复健设施、平价护理住宅等。辅助生活产品如此多元化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当地推行的长期护理保险。例如日本的长期护理保险涵盖范围很广，可以承担居家或日间护理九成的费用。
终身护保有待改进
新加坡也有类似的全国保险计划终身护保（CareShield Life），强制年满30岁的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加入。在这项计划下，若无法完成三项或以上ADL，受保人终身可每月获得至少600元赔付额，但这赔付额显然不足够。政府透过ADL和支付能力调查（means testing）来制定津贴，谢慧婵认为改成根据年长者的护理需求来制定津贴比较合适。
谢慧婵说：“比如日本有独立和完善的全国护理评估系统，确保年长者可以获得适当照顾，政府津贴是根据他们所需的护理而定的。此外，日本也有专人为老人提供咨询，方便他们根据自身需求、喜好和经济条件做出最好的养老决定。”她认为新加坡没有统一的国家护理评估系统，看护者必须积极为老人寻找各种护理支援，过程比较麻烦。
医生创办生活辅助村 让年长者原地养老
新加坡在2015年出现了第一家老人辅助生活设施，那是位于武吉知马的圣伯纳德生活辅助村（Saint Bernadette Lifestyle Village），联合创办人是黄玉亲医生。黄玉亲也于2018年和2020年先后在亚当路和三巴旺设立了第二和第三家圣伯纳德生活辅助村。
黄玉亲受访时说：“多数需要辅助生活设施的老年人有轻度认知障碍，他们没有失智，只是比较健忘。他们无法完全独立生活，但又不适合住在疗养院。圣伯纳德可以帮助他们继续留在社区生活，我们提供房间、餐食、洗衣服务，带他们晨练，陪他们复诊等。
“如果把他们送进疗养院，会造成不必要的护理负担，反而会导致他们很快失去自理能力，因为住在疗养院，一切都有人照顾。通过我们这类社区家庭护理设施，可以延迟年长者进入疗养院的时间，为政府节省大笔开支。”据悉，圣伯纳德每月收费介于4700元至5800元。
90岁的周锦莲是圣伯纳德生活辅助村（亚当路）的住客。这里共住了八名老人，由三名护理员轮流看护。单身的周锦莲虽然上了年纪，但思维相当敏捷。她原来住在亚当路一带的私宅，卖了房子后，希望能继续留在附近养老，申请并等待了一年终于在今年1月入住生活辅助村。
周锦莲对圣伯纳德的生活很满意，她说：“我在这一带住了那么多年，也跟邻居很熟，自然希望能在这里养老。每天早上吃完早餐后，护理员会带我到附近散步，有时还会带我到植物园或附近的商场购物。生活辅助村也安排音乐、运动或烹饪活动给我们参加，我相当喜欢。”
成立协会制定指导守则
辅助生活模式在本地是新兴领域，为提倡它成为其中一种年长者护理模式，黄玉亲在2018年创办辅助生活设施协会（Assisted Living Facilities Association，简称ALFA）并兼任董事。ALFA同年推出业界指导守则，约100页的指导守则覆盖六大范畴，即入住安排、租赁与费用、看护服务、设施与其他服务、营运方式，以及监管方针。共有40多名专家、学者，以及医疗专业人员义务参与制定标准。
黄玉亲说：“成立ALFA能帮助招募更多利益相关者，大家一起来推动辅助生活模式。制定指导守则可以确保业者朝正确方向发展。ALFA目前有25名企业和个人成员，包括律师、建筑师、基金顾问、住宿服务业者等。此外，我们也为想经营辅助生活设施的人提供培训和咨询。”
谈到辅助生活业者和年长者面对的挑战，黄玉亲特别感慨。她认为政府对护理服务的资助或津贴，应该根据年长者的需求而定，而不是根据他们的支付能力。“我认为应该为所有人提供辅助生活服务和护理的选项。如果你想住在五星级设施，支付相应费用是应该的，但每个人也应该有选择辅助生活服务和护理的权利。人们步入年老后要自己负担辅助生活的大部分开销，我认为是不对的，因为他们可能因各种原因做不到。”
申请建立设施障碍重重
由于政府没针对辅助生活设施制定专门条例，黄玉亲在申请建设施时面对各种障碍。
她原本计划在如切的受保留店屋开设辅助生活设施，还花了两年跟市区重建局交涉。“但各个部门都不知道什么是辅助生活设施，我得跟各部门不断重复解释，市区重建局最终同意我们的申请。然而，民防部队却要求我们加强防火装置，拆除木质地板，增建逃生楼梯等，我们根本付不起这些额外的防火费用，最后不得不放弃计划。”
黄玉亲说，有不少发展商对辅助生活领域感兴趣，但由于没有得到足够和全面的支持，因此辅助生活业的发展进度缓慢。她笑言：“那些脸皮比我们薄的人早就放弃了，因为过程会遇到许多挑战。”
黄玉亲的愿景是看到政府和私人业者成为合作伙伴。“如果政府大力支持，我们绝对可以创造奇迹。我今年59岁，希望不会等到89岁才看到辅助生活模式成功。”
国人非常依赖外籍帮佣来照顾老人，请帮佣比请正规看护更便宜，所以本地的辅助生活产业不像其他国家那么发达。——谢慧婵
租用组屋公寓让年长者共享生活
红冠乐龄生活（Red Crowns Senior Living）的辅助生活模式非常特别——利用政府组屋或私人公寓，让老年人“共享生活”，并为他们提供居家护理员。
创办人吴景鸿是建筑师，有经营精品酒店的经验。他的87岁父亲几次在家中摔倒，在为父亲寻找乐龄看护服务的过程中，他发现辅助生活领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于是在2021年成立红冠。
吴景鸿说：“我母亲已过世，父亲生活还很活跃，不需要入住疗养院，目前跟另外两个老人一起住。父亲本来有初期失智症症状，因为有其他年长者作伴和护理员照料，健康维持得不错。因此我认为可以推广红冠的辅助生活模式，让更多国人受益。”
扮演年长者“礼宾经理”
红冠扮演年长者“礼宾经理”的角色，帮年长者安排住宿、护理员，配对同居伙伴，规划日常活动等。红冠目前在本地租用33个组屋和私宅单位，每个单位最多住四名老人和两名看护，现有120名年长住户，每月费用从2200元起跳。另外，年长屋主也可以跟红冠合作，开放自己的家成为辅助生活设施，邀请其他老人同居，在赚取租金的同时，享有护理服务；目前有五个屋主这么做。
黄炳文（88岁）和太太雷福娣（80岁）结婚62年，目前跟另外两名老人居住在惹兰拉惹（Jalan Rajah）的红冠组屋设施。黄炳文说：“我们住在这里已经一年多了，感觉很好！这里有两个外籍护理员照顾我们的起居饮食，带我们下楼做运动。我们跟其他同居老人相处很愉快，孩子和孙子每周都会来探访我们。”
红冠有一个有趣的制度，就是雇用一些退休人士当兼职护理协调员，72岁的朱锦顺便是其中一人。他退休前是工艺教育学院培训导师，他说：“这份工作很有满足感，我的职责就是上门跟护理员和老人们沟通，确保日常运作顺畅。”
护理服务经理陈宝芬负责管理红冠旗下所有设施的运作，她说护理协调员作用很大，“由于护理员是外籍人士，有些年长者无法跟她们沟通。护理协调员这时能提供协助，让护理体验更有人情味。护理协调员跟住户的年龄差距不大，都是退休人士，工作不是为了赚钱，所以非常有耐心，会倾听年长者的心声。他们每周探访，成为大家熟悉的面孔和信任的朋友，让年长者更愿意打开心房。”
年长者的Airbnb
经营辅助生活设施不容易，吴景鸿说红冠原本直接向屋主租下组屋单位，然后分租给年长住户，后来发现这违反了建屋局条例。红冠现在是让年长者直接跟屋主签租约，红冠只扮演辅助角色。“把组屋单位用作辅助生活设施，更容易让大众接触，也可以降低成本。”
红冠也顺应数码潮流，开发了名为“retireGENIE”的应用，吴景鸿称之为年长者的Airbnb，让年长者可以出租房子，找合适的室友，聘请护理员等。“红冠今年会到香港设立辅助生活设施。香港跟新加坡一样面对人口老化问题，我觉得可以在那里复制红冠模式。我希望两地的住客未来可以互换住宿，他们只要买一张机票就能出国旅游，住在当地的红冠设施。”
把组屋单位用作辅助生活设施，更容易让大众接触，也可以降低成本。——吴景鸿
善用服务式公寓 提供城市退休体验
丽盛集团（TS Group）是辅助生活设施的最新业者。创办于2009年的丽盛集团，以建造和经营客工宿舍为主。集团近年进军新领域，设立为年长者提供护理的Grow，属下的Prime Residence Home将巴西班让路5号的前发电厂员工家属宿舍大楼改建为共享生活模式的服务式公寓Cooliv Waterfront，其中一层作为乐龄人士的护理居所。
集团营运总监胡文浉说，他本来想把国外的退休村概念引入新加坡，不过由于本地地价高昂，只好作罢。“我们之后探讨其他概念，认为可以把老人辅助生活设施跟服务式公寓结合在一起。年长者在Cooliv可以跟其他人共享设施，并有专人照顾。Grow设施提供一种城市退休体验，年长住户的孩子和孙子可以随时来探访。我认为大楼里不应该只有老人居住，不同年龄的人住在一起才会充满朝气和活力。”
与医院合作提供医疗服务
Cooliv楼高12层，有156个房间，共用设施包括健身房、泳池、会议室等。辅助生活设施在五楼，有七个房间，包括单人和双人房，每月费用介于4000元至5000元，含每日基本健康检查、客房服务、医院接送等，但不包括洗衣和餐饮。Grow和康来福德医院（Crawfurd Hospital）合作，若年长住户需要医疗服务，医院会派人协助。Grow也提供短期住房服务，忙碌或要出国的看护者可把家中年长者送来给专人照料。
胡文浉说：“我们会让年长住户佩戴智能装置，他们一旦跌倒，护理员可以马上收到通知。每个工作班次会有两名护理员值班，定时巡房，确保住客安全。”目前Grow正安排护理员接受医疗培训，预计今年6月开业。
除了打造居住设施，丽盛集团也计划推出家庭护理服务。胡文浉说：“我们无法在新加坡建造那么多辅助生活设施，而原地养老是多数老人喜欢的选择，他们只是需要一些协助。我们从周边国家招募护理员，让他们接受培训，目前正在菲律宾培训约30名家庭护理，预计今年6月完成训练后，便会派到年长者家中。他们住在老人家中，每月收取一定费用。由于还在做市场调研，收费目前还没决定。”
招募东南亚护理员
胡文浉坦言，辅助生活是一个新产业，而人力资源是最大挑战，因为其他发达国家同样面对人口老化和护理员短缺的问题。“我们目前有引进女佣的制度，政府或许可以制定另一个制度来引进护理员，希望过程更加简易，降低成本，避免让年长者负担过高费用。”
胡文浉认为，招募东南亚护理员也是一种“脱贫计划”，帮助这些人获得更好的生活。“我们有一个职业发展计划，护理员抵新前会接受基础医疗培训，在本地工作时也会定期接受升级培训。”
胡文浉说，集团的使命是“照顾好那些得不到周全照顾的人”（to serve the underserved）。“我跟其他业者面对同样挑战，我们应该组织起来，跟政府商量对策，更好地为年长者提供辅助生活服务。”
目前有引进女佣的制度，政府或许可以制定另一个制度来引进护理员，希望过程更加简易，降低成本，避免让年长者负担过高费用。——胡文浉
社区关爱组屋 结合住宅与看护模式
新加坡有八成人口居住在政府组屋，建屋局在推广原地养老和辅助生活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当局这个月初宣布，勿洛将在今年推出第三批社区关爱组屋（Community Care Apartments），提供约200个单位让年长者申购。
社区关爱组屋结合住宅与看护模式，申请者和配偶须年满65岁，他们可选择15年至35年屋契单位。每户屋主须购买基本服务配套，涵盖24小时应急服务，基本健康检查，所需护理服务安排，简单家居维修等。年长者还可购买额外服务，包括日常活动协助、医疗护送、洗衣、送餐等。
社区空间方便与邻居交流
关爱组屋每一层都设有社区空间，让年长住户与邻居交流。邻区内也有为年长者设计的健身中心、花园等公共设施，让他们能过活跃的晚年生活。政府2021年2月在武吉巴督推出首批169个社区关爱组屋单位后反响不俗，申购率达4.2；第二批组屋2022年11月在女皇镇推出，245个单位的申购率为1.6。建屋局说，许多年长者反映，希望能有更多地点提供社区关爱组屋，当局因此计划在全国各地推出更多这类组屋。
谢慧婵认为，政府为年长者提供更多养老住屋和护理选择是正确方向，然而基本服务配套无法满足某些ADL或IADL的需求。“额外护理服务收费相当高，例如洗衣费介于20元至40元。我不确定年长者是否愿意使用这些服务，如果太少人用的话，就会面临可行性的问题。”
谢慧婵也认为，建造社区关爱组屋需要一段时间，无法很快地规模化，她建议政府改装现有组屋单位，或增加乐龄护理中心来应付庞大需求。
采访侧记
由于离退休日子还有一段时间，加上母亲身体硬朗，我对老人生活辅助和护理需求其实不是很了解，对辅助生活模式更是闻所未闻。
为了报道这个专题，我特别留意身边老人，每天早上住家楼下就有一对年迈夫妻，妻子陪着坐轮椅的先生在有盖走廊等待日间护理车到来。住家附近的小贩中心和公园，拄着拐杖走路，或坐在轮椅由女佣推着的老人也触目皆是。不用看数据，我都可以深切感受到本地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
许多年长者都依赖家人或帮佣照顾，少了这些照护者，我想他们的生活会很不方便，甚至过得很痛苦。另一方面，若照护者负担太重，可能会导致“照护者疲溃”（caregiver burnout）。
辅助生活模式能提供更多元的护理选择。年长者可根据自己喜欢的居住环境和护理需求，自主和有尊严地安享晚年。采访过程中，我跟几名住在辅助生活设施的长者聊天，发现他们在护理员的帮助下，可以社交、运动、出外购物，生活素质维持得不错。老人家身心健康，有助延缓他们进入疗养院的时间，为家人和国家省下一大笔医疗费。
供需决定收费
有人觉得辅助生活设施和服务收费太贵，不是一般人可以负担得起。我认为这是供需问题。本地辅助生活产业刚起步，政府还没制定相关条规或推出扶持政策，私人业者要进入市场面对很多挑战，尽管需求很高，仍裹足不前。供应少，收费自然高。要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必须加快步伐，除了跟私人业者合作，也须提出更亲年长者的护理政策。
人人都会变老，如何养老和照顾年长亲人，是每个人都绕不开的命题。变老不是问题，无法规划老龄生活才是最大问题。想让晚年生活更无忧，从个人到国家层面，都得尽早为老龄化社会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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