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7年考试成为新加坡华乐团创团打击乐首席，再从指挥助理、副指挥、驻团指挥一步一个脚印，2023年升任首席指挥的郭勇德是新加坡华乐团首位土生土长的首席指挥。观众则给了他一个更亲切称号：人民的指挥。
在面向社区和母亲节等特别策划的音乐会上，郭勇德可以在华语、英语、福建话、广东话之间自由切换，妙语连珠地与观众互动；在儿童音乐会上，他褪去燕尾服穿上探险装，化身探险家“阿德”带领小朋友们在华乐世界中寻宝，认识一件又一件华族乐器。而作为本地最大包容性乐团“紫色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郭勇德十年如一日，带领有自闭症或其他身心障碍的大小朋友一起，在音乐的世界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郭勇德说：“音乐教育和普及是我发自内心热爱的事业，因为我自己就是被华乐感化，从逃学旷课的叛逆少年重回正轨。所以我常说音乐是个好东西，我一定要和大家分享。这也是我成为指挥的初衷。”
是噩梦也是梦想的起点
因为小学有过两年在华乐团弹柳琴的经验，刚升入德明政府中学的郭勇德理所当然地被分去了华乐团。这是他梦想的起点，不过最开始是一段噩梦。
“1980年我进入德明政府中学，也是同一年郑朝吉老师来当指挥。他是与杨培贤齐名的本地两位三弦大家，我是弹拨乐的，他自然对我们的弹法、坐姿有很多要求。但正处叛逆期的我觉得他就是针对我，所以后来闹得很僵。”郭勇德说：“我当时连做梦都会梦见他，就害怕到那种程度。”
但当时学校规定学生不可以退出社团，写字不错的郭勇德就被郑朝吉安排当文书。“其实就是打杂的。”郭勇德说：“每个周六早上天没亮，我就第一个到学校去开门，摆椅子摆谱架，记录乐器租借卡片这些。他们排练的时候，我就在隔壁小房间读书做功课。不过那两年我在学业上也不上心，跟着同学鬼混逃学，连家长签字都敢伪造。”
就这么浑浑噩噩地过了两年后，华乐团的学长跟郭勇德说乐团实在缺人，希望他能够回来演奏。“其实我内心还是喜欢音乐的，他们排练的时候我觉得很好听，就跟着哼唱打节奏，两年下来所有的曲目都烂熟于心。”郭勇德说：“当时给我的选择是扬琴和打击乐。我一看扬琴有那么多琴弦，看着头晕，就选了打击乐，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骗”来的深造机会
郭勇德说，是华乐教会了他热爱，也教会他时间管理。郑朝吉当时也是新加坡广播局华乐团的指挥，与华乐“热恋”中的郭勇德每周三次参加学校和广播局的排练，如饥似渴地学习音乐。中四那年，曾经到处劝退新生不要参加华乐团的郭勇德成了华乐团的团长。也是华乐让他学会了感恩，正是因为有华乐团学长免费为他补习功课，才让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因为是家中长子也是独子，下面还有三个妹妹，郭勇德后来选择就读可以更快就业的义安理工学院商科。但在维多利亚初级学院试读的三个月里，他在校长李佩文的鼓励下创办了华乐团。
1992年，郭勇德作为校友随郑朝吉带领的德明政府中学华乐团到中国北京和上海巡演，引起极大轰动。当时中国华乐界的许多名家出席现场，中央音乐学院的打击乐名家李真贵和上海音乐学院的打击乐名家李民雄都看好郭勇德，希望他到中国进修。他们说，在郭勇德的演奏中看到了他自己的语言。
“其实我从小是腼腆的性格，中一中二那两年的经历更让我有些孤僻，所以打鼓真是我的天命之选。”郭勇德说：“我自然不想错过这个机会，但我没法向父母开这个口。”
当时郭勇德在本地一家琴行当经理，负责日常经营。虽然成功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却正好赶上父亲被裁员。“孤僻的我选择用写信的方式和父亲沟通，还骗他我是被外派到上海工作。”郭勇德说：“其实父亲内心是支持的，只是在当时还没有职业乐团的环境下，对我的未来有很多担忧。所以我对《傅雷家书》这本书有特别的感情，当中傅雷对傅聪说的每一句关于艺术和人生的箴言，我都反复抄录。”
1994年，郭勇德如愿进入上海音乐学院。除了打击乐主课，每一科他都非常投入，也在名家夏飞云的课上学习指挥。“我最喜欢的课是中国民歌，从中学习各地的风土文化。我也常跟李老师去外地采风，比如去山西拜访绛州鼓乐团，这些经历都让我吸收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也成为我日后策划音乐会的宝贵素材。”
从演奏员到指挥
毕业那年郭勇德成功考入新加坡华乐团，回国后他也在多个中小学任教，包括协助郑朝吉指挥德明华乐团，公教中学、南华中学、美廉初级学院的华乐团也由他创办、指挥。
“因为较真的性格，我想既然拿起指挥棒就应该认真学习。1998年开始，我开始不断到外国参加指挥大师班，当中还有一段插曲：2001年我在捷克参加大师班，叶聪正是导师之一。当时我们已经听说他要来客座指挥，没想到以这样方式先认识了。”2003年，郭勇德成为新加坡华乐团首位指挥助理，音乐总监叶聪的助手。
谈及从演奏员到指挥的身份转变，郭勇德说：“一开始心里难免感到压力，和原来平起平坐的同事之间对换了视角。但这是我的选择，就像从演员变成导演，不是因为我要发号施令，而是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发挥创意，把音乐这个很美好也很有用的东西分享给别人。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要全力以赴。”
作为指挥助理、副指挥和驻团指挥，郭勇德在20年里指挥的大多数都是不售票的社区、普及、教育音乐会，有时多达一年70多场，但每一场他都倾入心血策划。“即使是相邻很近的音乐会我也有意识地不重复，一方面是积累更多作品，也是为了更深入与观众沟通，比如加入一些改编的流行曲等。”
发扬新加坡文化特色
自2023年上任，郭勇德已经领导策划了两个乐季的主题节目：“琴缘”和“融汇”。“作为疫情过后的首个乐季，我希望把观众带回音乐厅，所以九成的曲目都是经典的作品。这个比例在今年（2024年）减少至八成，明年则是七成，新作品的比例则会增加。”
郭勇德的愿景是，在新加坡华乐团将及“而立”之时，更多发扬新加坡的文化特色，而新作品是核心所在。“‘融汇’就代表了新加坡的文化氛围——它不是新的东西，是旧的东西，而我要在旧的东西里互相碰撞，通过跨艺术、跨文化的探索创作出新的东西。”
与叶聪任内倡导的“南洋风”不同的是，郭勇德期待的是更有现代感和烟火气，描绘新加坡生活剪影的作品。“南洋风是一个颇有年代感的词汇，人们可能下意识连想到甘美兰这些地域色彩的音乐元素。而我的方向是新加坡的故事。新加坡人的作品，或是外国作曲家以新加坡为题材的创作，都是我所期待的。”
郭勇德阐述：“过去我们演奏过《沸腾的码头》这些经典的华乐合奏，都是充满生活气息的。新加坡也是一个港口，也有滨海湾这样的名片地标，还有像本地的小贩文化，是我国首个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的项目，都非常值得书写。”
他鼓励本地作曲家从生活中迸发灵感创作，而不只是等待委约才创作。“当然一个作品被演奏被传播对于作曲家来说非常重要，而大乐队演奏的机会非常难得。但一些短小精炼的器乐曲比如二胡曲《葡萄熟了》同样精彩，既有技术性又充满新疆的风情。本地也有娘惹文化、欧亚文化（Eurasian）的题材，还没有被充分发掘。”
在郭勇德升任首席指挥的同时，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乐团从音乐总监制到艺术咨询团的转变。艺术咨询团由郭勇德和多名资深的首席演奏家组成，每月由郭勇德召集开会，集体策划乐季节目，也商讨乐团考核和作品委约等艺术方案，再由郭勇德汇总并汇报给董事会的艺术委员会决策。
“这是一个集思广益的艺术框架，各位演奏家都在专属领域有深厚的经验，也让我们的艺术发展更具多元性和包容性。”郭勇德说：“这一年来我常有‘英雄所见略同’之感，有些比较创新的想法，也可以得到广泛的讨论。不过任何一个新的制度都须要磨合和沉淀，我们也在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逐步调整和完善。”
郭勇德说，就任首席指挥以来最大的收获，是站在更高的视野，倾听更多的声音。“比如国家的文化艺术蓝图和愿景，观众对于音乐会的反馈，以及内部团员的声音等等。我也因为新的身份更多和国外的乐团接触，也希望加强合作与交流，不仅是我自己，而是带领新加坡华乐团走向世界。”
郭勇德说：“我觉得自己还是人民的指挥，还是喜欢与观众互动沟通，这是我的思维方式，也是很好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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