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开埠以来，新加坡一直是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枢纽。除了商品的互通有无，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也将他们的音乐和故事带到这座小岛，不仅表达各自的情感，也成为连接不同文化的桥梁。近年来，一群年轻的本地音乐家开始演奏各自母族的传统乐器，如琵琶、班苏里笛、塔布拉鼓等，组成文化融合乐团（syncretic music ensemble），通过音乐探索多元文化的深层内涵。
在本地较为活跃的文化融合乐团包括“Open Score Project”、“The Straits Ensemble”（暂译海峡乐团）、“Flame of the Forrest”（森林之火）、“SAtheCollective”等等。尽管这些乐团在外人眼中看似雷同，却各自有着不同的艺术追求。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聚在一起并不难，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创作出有深度的作品，而不是流于表面的“文化符号拼盘”。什么样的声音才能代表新加坡的文化身份，也是他们一直努力解答的问题。
深入学习他族音乐语言
Open Score Project创办人朱伟康说，尽管本地有许多文化融合乐团，但这些乐团实际上大多由同一批乐手组成，他本人也在海峡乐团和森林之火弹琵琶。“虽然本地有很多华乐、传统印度音乐和马来音乐的演奏者，但并非每个人都有兴趣加入文化融合乐团，演奏者也必须对其他民族音乐的传统风格有相当地了解。”朱伟康说：“你需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圈，放下身段去学习一种完全不同的音乐语言。”
由本地音乐家彭道程创办的Pasat Merdu组织和海峡乐团，就为音乐创作者和演奏者提供相互学习和实践的土壤。“Pasat Merdu”这一名称，字面意为“旋律巴刹”，不仅优雅精准地体现了初衷，也深具本土特色。彭道程从小学习小提琴和长号，在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读爵士乐专业期间，他开始思考自己的文化身份。
“爵士乐是一个广阔的领域，我身边的同学们各自拥有独特的风格，往往反映了他们各自的文化背景。例如，有拉丁美洲的爵士乐，也有美国现代爵士乐等。我个人对欧洲的爵士风格情有独钟，但我意识到这并不能完全表达我的文化身份。”
彭道程说，最初尝试在音乐中融入华乐元素时，他感到无从下手。“我也希望加入印度和马来族的音乐元素，但我对这些音乐并不了解。而且，不能简单地从网上借用印度的音乐，因为这些音乐与新加坡的生活并没有直接关联。一开始我只能依靠直觉，创作一些基于印象的作品。从那时起，我意识到真正的融合需要静下心来，深入学习对方的音乐语言。”
彭道程说，华族、印族、马来族都在漫长的历史中发展出独特的音乐体系，包括音阶、节奏、记谱法，以及审美观念，不同体系之间的差异就像不同的语言。他回忆自己首次跟学习传统戏曲出身的朱伟康合作时，一方不知从何问起，一方也不知从何讲起，是最生动的写照。
跨文化交流与学习之必要
彭道程从2015年起在拉萨尔艺术学院教作曲，教学经验也让他看到跨文化交流与学习的必要性。“本地学生大多是从小学钢琴等西洋乐器，他们以欧洲古典音乐的体系为共同语言。但当他们想为本地民族乐器创作时，就可能出现想当然的情况。比如，你不能因为乌德琴长得像吉他，就用吉他的演奏方式创作。事实上，乌德琴并不演奏和弦。”
2023年，彭道程通过 “Pasat Merdu” 主办了首届 “新视野研究员计划”（New Sights Fellowship Program）。六位入选的作曲家在半年内参加了一系列活动，包括讲座、演出以及实地考察。此外，他们在导师指导下进行反思性实践，关注自身身份认同以及与观众的联系。在此期间，研究员们有充足的时间与海峡乐团的演奏家合作，对作品进行修改和完善。
彭道程指出，海峡乐团就是为研究和创作而成立的乐团。他也邀请演奏家到拉萨尔学院为班上的学生主办讲座，介绍传统民族音乐中的一些风格概念，然后要求学生应用在作品当中。“我不是要求学生仿写一段比如印度风格的旋律，而是把一个民族音乐的风格概念化用在自己的创作中。”彭道程说：“更高级的融合是，即使用西方乐器演奏，也能展现风格的独特性，这对新加坡作品在海外的传播也有助益。”他举例如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的一些作品，就吸收了印度尼西亚甘美兰音乐的风格，其中能听到很地道的bonang（甘美兰乐器）写法。
2024年6月，Pasat Merdu举办了面向公众的“Roots & Routes”（根与径）工作坊，参与者通过为期四天的工作坊领略了多种文化音乐风格及其经典作品。彭道程表示，他的终极目标之一是将这些跨文化交流和研究成果纳入新加坡的大学课程体系，让每个音乐生都有机会通过选修课程了解本地丰富的音乐文化资源；他也希望这些课程能够进入本地主流中小学的音乐课程。
如何定义新加坡音乐
曾参加2023年“新视野研究员计划”的本地作曲家顾威，本科时期就读于英国伦敦的国王学院，之后在美国皮博迪音乐学院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在漫长的留学生涯中，他不时被同学问及：新加坡的音乐风格，是什么样的？
“一开始，我的答案主要基于中学音乐特选课程的内容，也就是华族、马来族、印度族融合的理论框架，包括一些著名的民歌小调等。”顾威说：“在留学期间，我并没有太多机会真正接触本地的民族音乐家，直到2021年毕业回国后，我在已故指挥家陈志刚的邀请下，才有机会与Mosoon Ensemble的民族音乐家们合作。”
顾威提及在2023年新视野研究计划中，一个核心议题是“什么是新加坡的声音？”当时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其中一个较为突出的看法是：只要是在新加坡创作的或由新加坡人创作的作品，就可以代表新加坡的声音。也有人借鉴南洋画派，试图模仿一些特定的风格来定义这种声音。
“我认为音乐风格的产生很难通过认为的定义来实现。就比如说古典音乐，尽管大家都学习相同的体系，但依然会形成截然不同的风格。”顾威说：“目前我们还无法给新加坡的音乐下定义，这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答案也不会局限于某一种风格，而是存在多种可能性。新加坡地处文化资源丰富的东南亚地区，拥有肥沃的文化土壤，这为多样化的音乐风格提供了基础。”
顾威用“沙拉”和“汤”来比喻文化融合的过程。他认为，拼盘式的文化融合像是沙拉，而经过长年累月的沉淀，最终诞生的更像是一碗融合了各种元素的汤。“尽管大家都说着不一样的语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定会在不断交流的过程中诞生出共同语言。”顾威说：“比如20世纪初诞生于美国的爵士乐，就是非洲节奏与西方和声体系自然融合的产物。”
尽管顾威并不完全认同“在新加坡创作的音乐就是新加坡音乐”这一略显粗糙的理论，但他指出，艺术风格的诞生必然源于生活。他说：“只要你吃鸡饭，会讲Singlish，你的作品自然会流露出一些新加坡的元素，这是潜意识里的东西。”
他也强调，这一切的实验和探索都要基于认真的研究，深入地学习传统。“我不能仅凭我的想象，去写一些似是而非，错误且不负责任的东西。”目前正在系统学习印度古典音乐的他说：“对我来说就像学习一门外语，丰富我的创作语汇。”
多元文化不是一台表演
今日之创新，未尝不是未来的传统。在上述多个乐团演奏乌德琴的演奏家阿兹林（Azrin Abdullah）说，马来传统的“joget”舞蹈就深受葡萄牙音乐的影响，“zapin”舞则是通过波斯和阿拉伯的穆斯林从中东传来；演奏印度传统班苏里笛的尼兰詹（Niranjan Pandian）也介绍，如今被视为印度古典音乐的乐团，就吸收了西方传入的小提琴、风琴等乐器。尼兰詹说：“也许在很远的未来，新加坡的印度古典乐团中，琵琶就是一件常设乐器。”
对于一般的欣赏者，或许无法解读作曲家的“丰富语汇”，也很难站在历史的高度欣赏文化的融汇。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多元文化意味着什么？朱伟康坦言：“我相信大部分观众在观看我们的演出时，很难注意到音乐专业层面的‘门道’。因此我更希望通过叙事性的创作，在展现传统艺术的同时，向他们传递多元文化的意义。”
他以2024年Open Score Project制作的一台儿童音乐剧场作品“A Sea of Stories”为例：他与尼兰詹邀请来自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三位传统乐器演奏家，一边向他们学习各自的传统音乐风格，一边基于各国的神话故事进行戏剧创作。
“我们在排练过程中分享各自的音乐传统和神话故事，通过找到共同的语言，协作完成作品。”朱伟康说：“作为文化融合乐团的演奏者，我们日常的工作就建立在相互尊重、理解、妥协和接纳的基础上，而这正是新加坡多元文化日常生活的缩影。”
“我想说的是，多元文化不是一台表演，而是生活本身。如果我们可以通过舞台展现这一理念，相信观众也能从中受到启发，将这种包容的态度带入生活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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