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一天，新加坡华乐团收到公积金局来信，通知乐团将获划拨一笔超过1万5000元的捐款。这笔款项源自一名公积金会员的生前提名，在她过世后执行划拨，受益者是新加坡华乐团。这是乐团第一次收到遗产捐赠。
无独有偶，鼎艺团也在2024年获得荷兰籍时任董事巴克（Ferdinand de Bakker）的捐赠承诺，安排将他身后遗产的一部分捐赠给鼎艺团。这是鼎艺团成立以来首次获得遗产捐赠承诺。
两起事件的相继出现，显示遗产捐赠这一善举在本地正逐渐从传统的教育和医疗延伸至艺术领域，这也是本地艺术发展的温情见证——艺术触及心灵，促使人们愿意将毕生积蓄的一部分交付给艺术，希望触动更多人。
新加坡华乐团助理行政总监吴欣慈透露，乐团在收到遗产捐赠前并不知情。“我们只收到一封通知信，列明捐赠者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和捐赠数额，除此之外，家属联络方式等其他信息都没有。”乐团查阅内部记录，这名捐赠者不在既有捐赠者名单中，也不是“乐团之友”的注册会员。吴欣慈说：“我们相信，乐团某一场演出在她生前深深打动了她，才会让她在去世前做出这样的安排。”她形容这种默默无闻的支持，“让我们备受鼓励，也深受感动。”
看到艺术筹款的难度
今年78岁的巴克，是一名企业管理与传播顾问，与新加坡有着近半个世纪的缘分。自1970年代至1990年代，他曾多次在新加坡长期工作。2010年，他与太太重返新加坡，在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兼职任教。这段期间，他接触并逐渐爱上华乐，随后受邀加入鼎艺团董事会，负责市场与赞助事务。
在梳理鼎艺团财务报表时，巴克发现乐团从未设立遗产捐赠机制，因此提出建立相关计划，并主动成为第一名参与者。
慈善捐赠是巴克自二十多岁起便长期坚持的举动，尤其集中在教育与表演艺术两个领域。他回忆，父母早逝使他不得不辍学工作，因此他一直希望帮助更多人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同时他观察到，捐赠资源往往优先流向儿童或医疗相关项目，艺术始终处于筹款难度较高的一端。“但艺术能够带来快乐，也在持续教育公众。”他指出，鼎艺团通过社区与户外演出，让不购票的公众也能接触音乐，这种公共性正是他珍视的核心价值。
2024年，巴克通过律师公证，将遗产的一定比例预留出来，一部分捐赠给他过去15年任教的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另一部分捐赠给鼎艺团。他也为荷兰的一家剧院做了相应安排。
从跨文化的视角来看，巴克不认为欧洲的遗产捐赠生态比新加坡更成熟，即便在荷兰，类似做法也不普遍。但相较之下，欧洲社会对“死亡”的讨论较少忌讳，在新加坡则是须要跨越的心理门槛。
另一方面，巴克直言新加坡在制度层面对艺术的支持，包括长期和稳定的政府资助，实际上优于不少欧洲国家，个人捐赠的税务优惠也比欧洲更具吸引力。
让学生不必为经费分心
本地小提琴家吴世勉（78岁）曾长期担任新加坡青年交响乐团指挥，毕生投身本地音乐教育。2023年，她通过杨秀桃音乐学院的一名董事，了解到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捐赠年金计划（NUS Gift Annuity Programme）。这个计划允许捐赠者一次性捐出一笔款项，在有生之年每年获得固定金额回馈，待捐赠者离世后，相关款项将转化为公益用途，支持捐赠者指定的教育或艺术项目。
吴世勉说：“在那之前，我已经向音乐学院捐赠过几次，但从来没有考虑过设立遗产捐赠。我认为捐赠年金是一种非常好的财务规划方式，想到自己在离世之后仍然能够继续帮助学生，这让我深有感触。”
早在2011年，吴世勉就与新加坡社区基金会合作，设立“吴顺筹百年诞纪念基金”，纪念她父亲、本地先驱小提琴教育家吴顺筹的百年诞辰。这笔捐赠基金由新加坡社区基金会管理，以保持本金不变，投资收益用于公益的方式运作。至今，基金已通过“吴顺筹百年诞纪念奖”的形式，资助十多名本地年轻音乐家获得奖学金，当中包括小提琴家朱舒訸、古典吉他演奏家娄楷文等，都已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
这类捐赠虽然在生前设立，但因采取“本金不动，仅使用收益”的运作方式，因此能够在捐赠者身后持续发挥作用，延续其价值与理念。与此同时，吴世勉通过设立另一笔捐赠基金，支持杨秀桃音乐学院主办每三年一度的新加坡国际小提琴比赛，赞助“室内乐奖”及“吴顺筹小提琴奏鸣曲奖”，奖金分别为3000美元（约3800新元）与5000美元（约6350新元）。而国大的捐赠年金计划，未来将以“吴世勉奖”的形式在杨秀桃音乐学院延续。
“赞助艺术教育至关重要，因为艺术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吴世勉说：“尤其对音乐学生来说，他们需要一个可以专心磨炼技艺，不必为经费分心的学习环境。”
遗产捐赠有多种形式
作为由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支持的慈善机构，新加坡社区基金会在本地慈善生态，尤其是遗产与长期捐赠规划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总裁陈金良介绍说，遗产捐赠有不同形式，比如生前设立并已开始运作的捐赠基金；也可通过生前承诺的方式，把遗产中的一部分交托社区基金会，在捐赠者身后按其意愿管理与拨付，以延续捐赠者的社会理念和价值观。
他指出，“身后捐赠”的规划牵涉多个资产类别与安排，包括现金、房产、股票、保险赔付等；公积金则属于另一套独立机制，须要通过公积金局提名把款项划拨给指定机构，包括社区基金会。
陈金良说，“生前承诺”本身不具法律效力，须由遗产执行人在捐赠者去世后按遗嘱与资产状况完成划拨。生前承诺的意义在于遗产划拨后，基金会将以此为依据，匹配捐赠者的遗愿，设立基金和制定拨付安排。
这笔遗产捐赠既可以像捐赠基金那样保护本金，用投资回报支持公益，也可以采取分年拨付，逐步用尽（drawdown）的方式。捐赠者也可以指定捐款的继任人，继任人不能提取款项，但对基金资助方向拥有100%决策权；继任人可列多个候选名单，若候选人都拒绝接手，则由基金会依捐赠者的指示执行拨款。
陈金良说：“捐赠者可以通过遗嘱直接捐赠给某个特定机构或团体，也可以通过基金会支持某个特定领域，比如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社区包容性、文化遗产、气候与环境等。”
指定领域／目标而非机构
陈金良提及一则感人的故事。本地一名林先生，人到中年突然收到曾当过他保姆的妈姐的10万元遗产。这名妈姐收入微薄，却靠省吃俭用留下“巨款”给没有血缘关系的小孩。林先生深受触动，自己也捐出10万元，共计20万元，在2023年以这名妈姐的名字设立“黎爱拖基金”，拨款支持本地大学的社工培训，也资助照顾独居长者的相关项目。
若采用捐赠基金这类“永续”模式，陈金良不建议提名特定受益机构，因为未来机构可能不在，导致遗嘱难以执行。更稳妥的写法是“领域／目标”，例如“支持华乐”“支持华乐人才培养”等。这样捐赠人去世后，基金会可依据当下生态，选择最贴合的项目或机构。
随着社会老龄化和无子女独居的发展趋势，基金会近年收到更多问询。陈金良透露，从基金会近三年的拨款结构看，艺术相关拨款占比少于5%。他期望未来随着社会成熟与文化投入增加，艺术支持比例能够提升。
普通人也能支持艺术团体
相较于表演艺术，美术馆接受来自艺术家与收藏家遗产的艺术品捐赠，则是长期存在与制度化的文化传承方式。2025年7月，国家美术馆新设“深入新加坡”（Dalam Singapore）空间，展出战前先锋画家张汝器的17幅珍稀作品，其中多幅来自张汝器女儿的捐赠。
国家美术馆藏品发展部处长兼高级策展人堀川理沙说，她13年前加入国家美术馆时，馆藏中仅有一件张汝器的作品。过去十多年间，美术馆与张汝器家属密切沟通，逐步了解家属所保存作品的历史价值。
她指出，尽管在专业研究者之间，张汝器并非陌生名字，但在公众层面，他较少被提及。若非在战争中不幸遇难，他本应继续在本地艺术史中发挥重要影响。作为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画会——中华美术研究会的创会会长，张汝器曾积极推动本地美术发展。
堀川理沙说，正是在家属的支持下，美术馆得以逐步建立较为完整的馆藏，让更多人重新认识张汝器在新加坡艺术史中的位置。
然而，艺术并非艺术家或有钱人的专利。吴欣慈说，在收到这笔默默无闻的公积金捐赠后，华乐团开始思考如何逐步完善遗产捐赠的相关制度与沟通方式，包括与潜在捐赠者洽谈捐赠原则，善款的妥善安排，以及透过宣传与资讯让更多人了解，其实普通人也能在不影响当下生活的情况下，支持自己属意的艺术团体，无论是保险赔付、公积金余额，或身后房产的一部分，都是可行的方式。
吴欣慈也分享另一个具象征意义的例子。一名几乎每场音乐会都出席的老乐迷过世后，家属将部分帛金捐赠给华乐团。至于是逝者生前意愿或家属的决定，乐团并不清楚，“但他生前真的很热爱华乐团。”在她看来，这同样是一种在身后延续的情感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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