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难相信，这是上海交响乐团建团147年以来首次在新加坡演出。”最后一曲结束后，音乐总监余隆面对坐满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的观众如此说道。3月23日，上海交响乐团在新加坡完成为期两周巡演的最后一站演出，此前他们已前往新西兰奥克兰和澳大利亚悉尼、墨尔本演出。
此次巡演，余隆带来由乐团委约香港作曲家梁皓一创作的《中国厨房》节选作为开场曲，其中《油爆虾》《佛跳墙》《上汤蔬菜》等乐章，不仅用音乐让观众“听见好滋味”，更让许多非华人听众以交响乐为入口，走进充满烟火气的中华饮食文化。
今年62岁的余隆出生于中国上海的音乐世家，外祖父是著名作曲家丁善德。余隆于1980年代赴德国留学，现任中国爱乐乐团、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广州交响乐团终身荣誉音乐总监及香港管弦乐团首席客座指挥，也是1998年发起的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创办人。余隆的职业生涯，见证了西方古典音乐走进中国、中国古典音乐又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那么，古典音乐这一发源西方文化与哲学的艺术，对亚洲观众而言意味着什么？
“音乐唯一的功能就是打动人。”余隆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认为西方和东方有太多区别。今天如果再谈东方和西方在音乐文化上的这种区分，我觉得过于狭窄了。就像我们如今穿的衣服、发型，都很难用这种二元对立来理解。”
古典音乐是国际通用语言
余隆提及，20世纪俄裔作曲家阿甫夏洛穆夫（Aaron Avshalomov）侨居中国期间创作的《北平胡同》，以交响乐书写中国的风土人情，并由上海交响乐团于1933年首演；而如今，古典音乐早已发展成为“不问东西”的国际通用语言。在全球化时代，这门艺术仍在不同文化语境中不断生长。
余隆认为，委约作品是古典音乐发展的重要载体，“委约创作”这一机制，最早便由北京国际音乐节引入中国。“而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必须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他说：“这与艺术总监的眼光密切相关。你要找到合适的题材，找到合适的作曲家，给作曲家足够空间，让他自由地去创作，这些都是你对艺术的判断。”
他举例梁皓一创作的《武侠——为纪念金庸百年诞辰而作》：“武侠文学作为20世纪香港的重要文化经典，本身具有极大的想象空间；而作曲家生长于香港，对武侠文化有种天然的冲动，因此创作出来的作品，才会拥有真正的内在生命力。”
委约作品不是机械工作
他特别强调：“委约不能变成机械性的工作。只管写出来、演完了，观众喜不喜欢也不在乎。每个作品的委约，都应该倾注你对这个时代的责任。这个责任，并不是说好像‘我有多伟大，我要承担什么’，而是因为一个作品被带到这个世界，就像一个新生的婴儿，你有义务为它的诞生赋予一个愿景和方向。”
余隆指出，这种“为时代留下了什么样的作品”的意识，正是像上海交响乐团这样历史悠久的文化机构所应承担的使命感。
相较于亚洲面孔频频在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等顶级赛事中获奖，亚洲指挥家却较少在西方一线乐团担任音乐总监。对此，余隆并不认同“亚洲人在欧美市场存在职业天花板”的说法。他认为，一开始就将“是否在西方乐团取得成功”设定为唯一标准，本身就带有先入为主的判断，甚至是一种妄自菲薄。“如果有人在欧洲带出世界级乐团，这是成功；如果有人在亚洲把本土乐团带到世界舞台，同样是成功。”
在他看来，指挥的评价标准不是单一的。“有些指挥家天生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无论乐团还是观众都会喜欢；有些人的音乐诠释非常极致，但未必被大众接受；也有一些人广受欢迎，但从音乐本身来看，可能相对浅表。所以，没有一个绝对统一的公式。”
他认为最理想的状态，是“十个指挥，十种不同”；音乐给每个人的，不是标准答案，而是一个私人谈话的空间、一个想象的空间。然而社交媒体时代，泛滥的横向比较，实则把艺术的内涵“扁平化”了。
社媒时代放大焦虑感
余隆指出，社交媒体时代对艺术工作者最明显的副作用，是不断放大的焦虑感。“高科技带给我们便利，让时间和空间距离缩短了，让我们有机会第一时间知道全世界发展的情况。但它同时也带给我们很多焦虑。因为我们太快地知道了一切。”他说：“以前人的幸福感来自纵向比较：我比去年、两年前、五年前有进步，因此我很开心。那今天呢，基本上都是横向比较。和同龄人比，别人取得的成绩比我好，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忽略了自己所有的进步。”
他以“龟兔赛跑”为例：“有的人跑得快，有的人跑得慢，但跑得慢的人，也许凭着韧性和耐力，最后反而赢得整个过程，这都是有可能的。”因此他强调，最重要的，仍然是自己对音乐的感受。很多艺术家像巴赫、梵高，都在生前默默无闻，却坚守自己的价值。
相较于北京国际音乐节诞生的1990年代，如今信息高度发达，音乐在网络上几乎可以免费获取。音乐节的号召力是否发生了变化？音乐家又该如何回应这个时代？余隆坦言：“很难回应。”
在他看来，北京国际音乐节最大的收获，在于它曾经“让中国古典音乐进步了一大块”。作为中国最早系统引入世界优秀文化资源的平台之一，它在观念与实践上都具有开创性意义。“而最大的遗憾，其实是我们今天共同面对的现实。在一个全球性‘重商轻文’的环境下，文化往往得不到足够的关注。”他强调，这并非某一个城市或国家的个别问题，而是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
体验只能在现场发生
“但在另一面，我们常把古典音乐普及与古典音乐发展划等号。好像观众多了，音乐就在发展。我认同，但不完全认同这一说法。”余隆认为，古典音乐的价值，不完全取决于规模的扩大，而在于它是否真正服务于那些需要它的人。“有些东西可能是小众的，但小众不代表它不重要。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丰富多样的。”他指出，古典音乐能够传承数百年，自有其内在逻辑，对于真正与之产生连接的人来说，这门艺术在生命中始终占据着独特的位置。
至于互联网与科技对音乐现场的冲击，余隆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伪问题”。“疫情期间，我们都在网上听音乐、看演出、上网课，但疫情一结束，大家还是回到了音乐厅。”在他看来，有些体验只能在现场发生——那种由灵感、激情、风险甚至偶然失误共同构成的真实瞬间，是任何录音或影像都无法替代的。
他引述指挥家克伦佩勒（Otto Klemperer）的一句话：“就像你抱着一张玛丽莲·梦露的照片，虽然很完美，但它不是鲜活的真实。”
作为中国爱乐乐团，以及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乐团的“掌门人”，外界普遍将余隆视为中国古典音乐发展的领军人物。对此他表示：“我确实有幸参与了中国古典音乐这几十年的巨大变化，但这绝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一代人的工作，也是在很多前辈铺垫基础上的结果。”
他以上海交响乐团为例：这支乐团自开埠时代走来，历经战争、革命、文革、改革开放与全球化，一个乐团能够贯穿如此复杂的历史进程，其身份早已超越一支演出机构，更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亚洲古典音乐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坐标。而他对自己的定位，则是“很幸运地参与了这个历史进程”。至于未来如何评价他，他坦言并不在意，他更在意的是行业生态的持续发展。
“下一个余隆”在哪里？
问及中国的“下一个余隆”在哪里？他回应道：“如果行业生态形成了好的体系，有没有领军者并不重要。”他指出，中国目前约有七八十家交响乐团，但真正能够按照较高职业标准运作的，大约只有二十来家。“这些年我们完成的，更多还是意识上的转变。而在标准、制度以及职业化工作模式层面，仍需要几代人的持续推进。”在他看来，这是一项跨世代工程，需要下一代人来接力。
关于“标准化”的含义，余隆这样说：“往下走很容易，往上走很难。管理是让人不舒服的，标准化也会让人不舒服。就像冲一杯咖啡，你可以很随意地冲，也可以按照标准，把它做得干干净净、清清楚楚。这背后是有知识、有方法的。”
“很多人觉得艺术是追求自由的，所以不需要太精确，其实不是这样。”他指出，一个乐团的专业化，小到弓法、弓速、指法的统一与精准，大到乐团的工作模式，都至关重要。“就像最美的科学成果，都源自最精准的计算，才能达到一种自由的境界。科学有它的自由空间，艺术同样如此。”
因此，余隆也希望观众能够更多关注舞台背后的工作。舞台上短暂的光芒，往往掩盖了其背后漫长而重复的打磨过程。没有这些幕后积累，就不会有台上的璀璨时刻。而行业生态的标准化与专业化，正是他对中国古典音乐下一个时代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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