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母罹患癌症的漫长治疗过程中，最容易被忽略的，往往是在一旁默默承受的孩子。新加坡防癌协会（Singapore Cancer Society）社工主任郑淑瑛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当家庭资源被疾病牵制，一些孩子会在不知不觉中被“推上”成人的位置，承担起原本不属于他们的责任，已无法单纯地只当个孩子。
或导致家庭结构失衡
郑淑瑛说，这种现象被称为“亲职化”（parentification）。在实际层面上，有些孩子得帮忙管理父母的药物，甚至照顾年幼的弟妹。在情绪层面上，孩子可能成为父母倾诉恐惧与癌症挫败感的对象，扮演“倾听者”甚至“支柱”的角色。久而久之，孩子的角色已不再只是孩子。
然而，这些孩子却往往是“隐形”的。郑淑瑛解释，首先，癌症病患是医疗与社会资源的主要接触对象，他们的需求最直接，也最容易被看见。相较之下，孩子的处境则需要父母主动觉察与评估，但许多父母本身已被病情、治疗与生活压力压得喘不过气。再加上本地针对癌症对儿童影响的心理教育、研究与倡议仍有限，使得孩子的需要更难被系统性地看见。社会文化中对“自立、懂事”的高度肯定，也让亲职化的孩子往往被视为贴心、成熟，而非潜在的警讯。
郑淑瑛指出，当孩子成为父母的情绪支柱，亲子关系可能异常亲密，甚至取代了配偶原本的角色，导致家庭结构失衡。长远来看，这些孩子往往习惯压抑自身需求以满足他人，容易发展出过度责任感和完美主义倾向。一旦无法继续“坚强”，便会产生焦虑与内疚感。不过，她也强调，亲职化的影响并非全然负面，有些孩子确实在逆境中培养出韧性与生活能力，其结果往往是复杂而多层次的。
孩子的压力常被低估
要让家庭重新取得平衡，可以从多方面下手，家长可借助适合儿童的工具。英康保险（Income Insurance）推出的电子书“Mummy Needs Me”，协助与孩子沟通癌症议题。
外援也是关键的。新加坡防癌协会设有“关怀儿童与青少年计划”，导师与家长会定期向协会反馈孩子的学习与情绪状况，一旦发现问题，便可转介给心理社会团队跟进。协会也通过个案管理和以儿童为中心的辅导服务，按每个家庭的需要，联同艺术心理治疗师及其他机构，提供适切支援。
至于为何不少家长迟疑寻求外援，郑淑瑛指出，许多父母低估了癌症对孩子的影响。孩子的哀伤与压力，往往不会像成人般持续、清楚地表达；只要生活作息看似正常，父母便以为孩子“撑得住”。文化因素亦不可忽视，一些家长认为不必，甚至不宜让孩子谈论癌症，担心会加重他们的负担。通常，只有当问题累积到明显、严重的程度，才会求助。
延伸阅读
英康保险的“Child Secure Project”研究显示，只有三分之一的孩子认为，父母真正理解父母患病对他们造成的影响。近八成青少年在父母经历重大疾病期间，感到恐惧、悲伤与压力，但其中66%选择把情绪藏在心里，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必须为家庭“坚强起来”。超过六成孩子表示，他们其实希望能获得更多情感上的支持。
真正有效的支持，必须从公共教育与觉察做起，让家长、学校与社区都能辨识孩子的处境，并提供年龄适切，具创意且贴近本地生活节奏的介入方式。郑淑瑛强调，“养育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落”，而在癌症阴影下，这个“村落”更显得不可或缺。
抗癌个案：保持正向与求助不冲突
2021年1月，艾瑞妮（Eryannie）确诊患乳癌。她的生活一向规律健康，家族没有相关病史。受访时，她坦承突如其来的诊断，震撼了她，也让家人措手不及。
确诊初期，只有丈夫与当时16岁的长子知情。“作为男孩，儿子或许更有心理准备。”她的12岁大女儿正值小六会考，她不愿让她分心；最小的女儿只有10岁，她则一直隐瞒病情。
她3月动手术，过后也接受化疗，需要休息。丈夫与孩子承担起家务。为了不让孩子担心，手术前夫妻俩只告诉尚不知情的孩子，妈妈要入院切除肿瘤，之后要好好休息。但孩子终究敏感，开始察觉异样，甚至自行上网查资料。在资讯唾手可得却真假难辨的年代，她深刻体会到：与其逃避不如引导，与其沉默不如沟通。
正因如此，她格外认同并大力推荐“Mummy Needs Me”。她认为，如果当年这本书能早一点出现，她会用它作为与孩子对话的起点。“这不仅是一本解释疾病的书，更是为亲子创造‘安全空间’的工具，让孩子知道自己能被倾听，并不孤单。书中从孩子的视角出发，捕捉他们难以言说的情绪，我读后深受触动。”
如今，站在康复第五年的门槛前回望那段路，依然觉得艰难却充满爱，因为一路上有义工等人伸出援手。她相信，保持正向与求助并不冲突；而像“Mummy Needs Me”这样的电子书，能为家庭打开更多理解与表达的可能性，让孩子与父母一起走过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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