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揭阳会馆去年庆祝成立80周年。作者父亲卓英曾任该馆三届会长，作者追忆父亲、揭阳会馆，以及乡亲唐史青，其儿子、作者的同学唐近雄——唐大雾，还有民主党议员、“揭阳阿舍”林子勤。

去年新加坡揭阳会馆庆祝成立80周年。鉴于家父卓英曾任该馆三届会长，也是率先捐款筹办芽茏27巷31、31A新会址的董事，揭阳会馆80周年纪念刊编辑张先生来电和我作访谈。意犹未尽，写了此文。

十五六岁当村长

家父卓英（1911-1985）原名卓庆云，20世纪20年代随乡亲下南洋，先到潮汕人聚集地的曼谷住一段时间就返回家乡。30年代再度飘洋过海来到新加坡，自此定居于星洲。

家父受教育不高，仅在私塾念了相当于小学六年级的教育，但在当时月湄村的家乡已属难得的识字层，故在十五六岁时就当上了村长。也许是因为受私塾学校教育的影响，他十分重视子女文字的书写。每每看到我潦草、极不工整的字体都会忍不住予以苛责：念了那么多书，怎么不好好练写字？但我始终未听其教诲，也未纠正此坏习惯！

也许是出自同样的原因及少年时未能如愿以偿离乡到汕头念中学的缘故，他十分重视教育的提倡，也对读书人的乡贤十分尊敬。记忆里，他在揭阳会馆的社交活动里，除了和同样担任主要董事的富商如庄卓岩会长等关系紧密之外，也与时任民主党议员的林子勤、《中兴日报》编辑唐史青，还有几位从事文教工作的乡亲常有交往。

50年代文教界的缩影

唐史青是会馆早期的理事，也是擎青学校的教师。由于我们一度搬家至擎青学校附近的红桥头（今花拉公园附近），所以上了唐老师半年（1954年五年级上学期）的中文课。

擎青学校与我此前和此后一直就读的后港光洋学校的校风大不相同。这是一所中国国民党色彩十分浓厚的小学。记得每周周一上午的周会上，全体师生都聚于大礼堂，先是向中国国父孙中山三鞠躬，接着听取师长的训话。唐史青老师也是一名忠于党国的知识分子。也许是因为他同时担任国民党系统《中兴日报》编辑的缘故，他经常接到许多空运自台北，面向东南亚华侨（包括青少年）的新书刊。当时我被安排和唐老师长子唐近雄（即艺术家唐大雾）同桌上课。由于这层关系，再加上父亲与唐老师在会馆的交谊，我经常到唐老师家玩耍并向他们借阅新书刊，其乐无穷。现在回头一想，这些书刊不少是冷战时期已逃往台北的当局为争取海外华侨支持而发行的统战宣传品。

唐老师是真心追随三民主义的党国支持者。他为人正直，教学认真且十分热情，与当时新加坡华校生刻板印象中的“官僚”、“腐败”的“国民党人”大不相同。我迄今对唐老师热情洋溢的上课情景及课后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仍未遗忘。至于唐近雄兄，我在20世纪70年代留学英国时，偶然在伦敦街道上远望到一名背包客，有点面熟的亚裔青年，近看正是阔别多年的同桌老同学。自此，我们在伦敦常有来往，共享留英生活。其间，还劳驾正在美术界苦于摸索艺术突破的唐大雾兄带着先进的相机和三脚架，在大英图书馆职员的特别许可下，帮我到地下书库，拍摄尚未被发掘与整理的香港早期重要报章《循环日报》1874年创刊初期的原件。

通过木薯控诉昭南时代祸害

1999年，远在日本京都教学的我，接到九州福冈市亚洲文化奖办事处日本朋友发来的邀请函，要我出席本届文化奖的颁奖仪式，因为有一名得奖者是新加坡画家。我一翻看名单，即刻回复出席。因为获奖者正是老同学唐大雾。我告诉主办当局，不要事前告诉他有我这“不速之客”，我要给他来个惊喜！

一到会场，唐大雾看到老友在场，十分高兴。当晚，我们在福冈好好叙旧。我也很高兴地获悉，行为艺术家唐大雾这回获奖的主题作品，并不是我在英伦时全看不懂的虚玄艺术，而是让人（特别是日本人）了解“昭南时代”（1942年至1945年）日本军政统治下，新加坡人被迫以（容易成长的）木薯代替米粮为主食，造成不少人得脚气病的话题。木薯——作为唐大雾艺术的道具，遂成为了艺术家向世人（特别是日本人）控诉日军侵占东南亚所造成祸害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与缩影，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

在这之后，疏于书信的我们少有联系。不久前，一名在新加坡观赏唐大雾艺术表演，与我未曾谋面的前留日同学经朋友介绍，来函转告唐大雾对我的问候。我们新加坡“揭阳二代”虽各奔前程，但还相互挂念，既是同袍之谊，也是家父与唐史青老师乡情之延续。

在父亲交往的会馆文人当中，第二位该提起的是时任揭阳会馆顾问、民主党议员（后成为独立人士）的林子勤。

林子勤可以说是少数对我学习、留学等教育问题较为关心的人士。不过，平心而论，林子勤的政治主张，与当时新马华校生的主流思潮并不合拍。

“揭阳阿舍”的困境

1956年（我念初中一年级），当新加坡华校中学生为抗议官方封闭被视为左倾的“新加坡中学生联合会”（简称“中学联”，法律顾问为时任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李光耀大律师），在南洋华侨中学与中正中学“集中”罢课时，林议员等忙于奔波两校当鲁仲连 ，一边劝说学生解散集会，一面恳求教育局当局体谅学生的行为，但徒劳无功。

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在学生心目中，林氏不是同路人，而在右倾的中国国民党舆论圈中，对他的言行也颇有怨言。印象里，比《中兴日报》还更忠于党国的《新力报》就连载了好几篇“致揭阳阿舍（潮汕语，即少爷）林子勤”的公开信。出于对这尖酸泼辣公开信的好奇心，我每回陪老爸到会馆时都会阅览外边报摊无人问津的《新力报》，也会津津有味地阅读“揭阳阿舍”被挖苦与讥讽的文章。限于当时的水平，我对其中事件的来龙去脉并不清楚。好在会馆的座办是当时后港新民学校的老师沈先生。待人热情，肥胖个子的沈老师每天下课后都到会馆办公，也充当接待我们的角色。可以这么说，当时有关“揭阳阿舍”一系列文章等的解读，助力于沈老师良多。那时正值曹聚仁在《南洋商报》连载《文坛五十年》与《鲁迅评传》的时刻，一知半解的我也常和沈老师聊谈和求教。

谈起“揭阳阿舍”林子勤，还有一件记忆犹新的往事。那就是，尽管年轻时代的我对他的诸多劝导和政治主张并不赞同，他对我在旧《星洲日报》和《联合早报》发表的大量时评倒是高度评价和认可的，有时也来电多加勉励。他在晚年曾不止一次地打电话给我，表示要资助我出版日本时评的选集或全集，都被我婉拒。仔细一想，林子勤如此热情，除了对我的时评予以认可之外，另一原因是他与家父的交谊。

记得早年我常陪家父拜访林子勤，也常邀他等乡亲一起吃饭。席间既交换各种商机和合作事宜，也聊谈亲朋好友的近况。我较感兴趣的是身为民主党（后为独立人士）议员的他先后出版的几份中文报纸。内容多姿多彩，既有体现林子勤治国理念的政治主张，也有可读性的副刊。家父对其内容与观点并不关心，也似乎不感兴趣，但基于乡情与交谊，对其出版物都予以资助与支持。每期报纸一出版，林子勤都会先送我们十几份，老爸都全交给我保管与阅读。几年前，我在整理书物时，还发现其中的几份，内容颇具时代感。

留宿会馆乐趣

我最后一次见到林子勤，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地点是厦门的马哥孛罗大酒店。当时身任集美大学董事的他和同样是集美大学新加坡董事代表的陈共存经常到厦门开会，并住在该酒店。有一回，我到厦门大学出席一个研讨会，偶然在校园内遇到林子勤，他甚为热情地邀我到他下榻的酒店畅谈、长谈。那时距离家父逝世已过10年。

谈起揭阳会馆的往事，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小印度一带加宝路（Kerbau Road）两层楼的旧会馆会所。当时除了沈老师每天下午办公，从事文书工作之外，尚有一名全职负责打理庶务的职工，一名全职的女佣和一名负责外勤，到各地拜访会员与收会费的职员。

我爱到会馆游玩，除了陪老爸去交流之外，另一乐趣是阅读藏在阁楼上的老报纸。后来得知，这些20世纪40年代、50年代战后初期出版，完整保留的老报纸被当为旧报纸论斤处理掉，甚感惋惜！

我到会馆的另一动力是和远地而来在二楼暂住的乡亲聊谈。由于来者多为初抵星洲的过客，他们都会带来许多我们不知道的有趣故事。

加宝路老会馆的另一吸引力是屋子宽大，二楼有很大的活动空间。记得在初中考试期间，我常约好友蔡世家同学一起在会馆读书备考。读书之余，最大的余兴节目是攀爬小梯子到阁楼上去捕捉鸽子。

此事曾让主管庶务的老先生十分为难。基于安全理由（担心我们万一摔倒），他通报家父。自此，我们被禁止在会馆留宿。我们以读书为名，追捕鸽子的余兴节目也宣告结束。

现在回头一想，已是超过一甲子之前的陈年往事，岁月真不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