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缘手记”系列二
鲁迅最初兴趣是古钱币和古书，1915年初转对古碑拓片产生强烈兴趣，并开始他好几年“埋首抄碑”的生活。
鲁迅收藏碑拓和抄碑，是他生平一段重要经历，这把热火，是在1915年1月开始点燃。
编按：
2021年9月28日北京国家图书馆举行最新出版《鲁迅手稿全集》78册精印本首发式，是继1986年首套全集出版后，30年来首次出版的最新及收录最齐全的文献级巨著，为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本文作者藏鲁迅信札附拓片，获选收录全集《第七篇·书信篇》35页。
鲁迅专家上海交大教授王锡荣形容“这是一件珍贵的鲁迅先生手迹”，因为中国“至今还没有发现鲁迅先生1915年的书信”，陈子善亦称“原以为再要发现新的鲁迅文字的可能性已接近于零”，不料竟又发掘出这通佚简，“令人惊喜。”
这件信札相信是新加坡唯一鲁迅手迹，所附拓片为千年古佛铭文，甚为难得。本文为作者的收藏研究“追踪”手记。
2002年冬天，因为一件鲁迅信札和一尊古佛像，专程到绍兴寻访。
这件信札，1998年得自一位友人，他早年曾收购一批旧书古籍，清理时发现其中夹着一件页片，内有信札一纸，拓片一件。信札署名“周树人”，内容说明拓片出自“山阴妙相寺”里一尊南朝古石佛的背刻铭文。
山阴即鲁迅故乡绍兴，一时动念，乘兴而往，想参访妙相寺和这尊古佛，行前没做功课，不料到当地问起，却没人知道有这座寺院，致电请教当地佛教组织，也说城内没有此寺，问起那尊古佛造像，亦无人知晓。
究竟怎么回事？
1、鲁迅信札和拓片
鲁迅这封信，只有三行字，写得客气：
“谨启：齐永明造像，在山阴妙相寺之刻像背【齐永明六年太岁戊辰于吴郡敬造维卫尊佛】昨从越中寄来，拓片已极漫漶，几不可读。兹聊奉一枚，此上
绥之先生 周树人顿首 四月十三日”。
随信札所附拓片，刻有三行十八字的正楷铭文：“齐永明六年太岁戊辰于吴郡敬造维卫尊佛”，钤朱文收藏印一方，为“福迎斋所藏金石书画印”。
拓片墨色斑斓，字迹多处模糊，确如信上所说“已极漫漶”，可见原石剥蚀严重，益显古意盎然。
齐永明六年，是南北朝时代南齐年号，公元488年，距今1500余年。拓片上的刻字，笔法严谨，结字疏密适中，风格劲健秀美，果然一派六朝风韵。
信札文字，寥寥数语，叙事从容，一手毛笔小楷，写来朴质洒脱，干净利落，颇见魏晋风骨，确是典型鲁迅书风。
信上只有日月，没写年份，署名“周树人”，是1918年他开始使用笔名鲁迅之前的名字。
查《鲁迅日记》，果然在1915年4月13日这天，找到此信记录：
4月13日：“晴，得二弟所寄《建初摩崖》、《永明造象》拓本各二分，9日付邮。”
4月14日：“晴，风。上午寄西泠印社信，寄胡绥之信并《永明造象》拓本一枚，夜风。”
4月15日：“夜得胡绥之信。”
日记中的“寄胡绥之信并《永明造象》拓本一枚”，显然写的正是这封鲁迅信札与拓片。
记录清楚说明，此拓片即鲁迅早年日记中常见的《永明造象》，由鲁迅二弟周作人从绍兴（越中）寄到北京，收信人“绥之先生”，则是当时和鲁迅常有往来的胡绥之。
日记说明4月13日这天，鲁迅收到周作人寄来两份拓片，当晚就写此信，把其中一份拓片送给胡绥之，次日把信寄出，隔天晚上就收到胡绥之的回信。
当时的鲁迅，在北京的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当科长，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他最初兴趣是古钱币和古书，1915年初转对古碑拓片产生强烈兴趣，并开始他好几年“埋首抄碑”的生活。
这封信正是写于这个具有特别意义的转变时刻，这件拓片也是鲁迅最早收藏的拓片之一，是他早期生活中一个重要见证。
信札和拓片来源清楚，但周作人为何会把此拓片寄给鲁迅？又送给胡绥之？拓片上的“维卫尊佛”是何佛尊？还有那座“神秘失踪”的妙相寺，是怎么回事？
2、鲁迅和胡绥之
胡绥之，名胡玉缙（1858-1940），号绥庵，江苏元和人（今苏州），是一位晚清学者和文教官僚，为吴门著名藏书家之一，室名许廎。
光绪17年中举，1900年任福建兴化教谕（县级教育主任官），再到湖北当知县，成为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僚。1904年东渡日本考察政学，回国后，大清学部以其熟悉教育，补学部主事，升员外郎。任礼学馆纂修，后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讲习。
辛亥革命后，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北京的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处长等职。抗战爆发时，他已80高龄，回苏州以著述终老。著有《许廎学林》《甲辰东游日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补正》《说文旧音补注》等。
可见胡玉缙是一个出过国的“开明”旧官僚，又是一位重视传统的国故派老学者。
1915年，胡玉缙58岁，鲁迅35岁，两人年龄虽异，却因业务关系和共同兴趣，经常往来。
当时，蔡元培主持的教育部设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胡玉缙为主任。鲁迅是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科长，主管博物馆等文化事宜，常到胡玉缙办公的国子监视察，两人还曾一起到天坛考察是否能改建公园。
延伸阅读
当时，鲁迅和胡绥之，都对古物有兴趣，往来甚频，也曾结伴游琉璃厂，这一时期的鲁迅日记，常会出现“胡绥之”的名字。
1915年3月28日的《鲁迅日记》（即写这封信之前两星期），就记载胡绥之登门造访鲁迅，送他《龙门山造象题记》拓片，鲁迅也有冒雨夜访胡绥之的记录。难怪鲁迅一收到从绍兴寄来的新拓片，就会立刻送一张给胡玉缙这位老前辈分享。
后来可能是思想上的分歧，两人交往渐疏。在《鲁迅日记》中，胡玉缙最后一次出现是1917年，只有短短两句话：“5月23日：晴……胡绥之嫁女，送银一元。”
第二年，1918年4月，鲁迅发表了他的成名作《狂人日记》，成为新文学运动健将，一心钻究国故的胡玉缙，自然和鲁迅走得更远了。
十多年后，鲁迅最后一次提到胡玉缙，是1927年在讽刺旧官僚的杂文《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文章叙述原清宫的大内档案被装在麻袋存储在孔庙的敬一亭里的事件，就写到胡玉缙：
“其时孔庙里设了一个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处长是胡玉缙先生。……却说这些麻袋们躺在敬一亭里，就很令历史博物馆筹备处长胡玉缙先生担忧，日夜提防工役们放火。……就到教育部去商议一个迁移，或整理，或销毁的办法”，但官僚依然拖延，“于是麻袋们又安稳地躺了十来年。”
在文章里的胡玉缙，仅简单几笔，交代故事，已是平淡如水，但语气客气，可见运笔如刀的鲁迅，对胡玉缙这位比他年长廿多岁的“胡先生”还是相当尊重的。
但在1915年4月春季那一天，住在宣武门外绍兴县馆里的鲁迅，在写这封信给胡玉缙这位前辈的时候，二人正有同好，信札的字里行间，可以感觉到鲁迅收到“好东西”，急欲和同好分享的喜悦。
3、周氏兄弟和《永明造象》拓片
鲁迅收藏碑拓和抄碑，是他生平一段重要经历，这把热火，是在1915年1月开始点燃。
当时他的同事杨莘士从陕西回北京，先后送他《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额》等几件拓本，激发他开始迷上金石文字，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延续多年。
这期间，他频繁出入琉璃厂、小市等古玩商店，还托亲朋同事四处搜购拓片。在故乡绍兴教书的周作人，就是最早帮他搜购碑拓的人。
据《鲁迅日记》，他在这年1月和2月收到杨莘士送的几件碑拓后，3月11日这天的日记就出现“得二弟信并《南齐造象》拓本一枚”的记录，这是鲁迅托周作人购买的第一张碑刻拓片。
这件《南齐造象》，后称为《永明造象》，就是鲁迅最早收藏来自故乡的拓片。
据记录，自3月11日到4月13日，一个月内，鲁迅共收到周作人寄给他的《永明造象》拓本多达七件，他立刻又把其中四件转送给好友陈师曾、许季市、张阆声、胡绥之等人，说明他对这件拓片的重视和喜爱。
既然这件拓片来自周作人，查《周作人日记》，果然找到其来源的明确记录。
1915年这一年，周作人30岁，是绍兴城里浙江省立第五高级中学的英文教员，年初日记就写着：
2月18日：“上午出校，在仓桥下买跳山建初摩崖窟石题字，妙相寺石佛背刻三种。”
3月11日：“在仓桥买跳山建初摩崖，妙相寺石佛背铭共五枚。”
4月5日：“下午同重久往大街买水果豆豉，又得石佛背铭二张。”
4月8日：“下午往大街买橘，得……大吉牌，石佛铭各一份。”
4月9日：“上午往校，至大路寄北京拓本一包。”
这几则日记，提供了两项重要信息：
一、4月9日周作人“至大路寄北京拓本一包”，和4月13日鲁迅信中 “9日付邮”时间一致，说明这件被鲁迅送给胡绥之的拓片，是购买于寄信前一天的8日下午。
二、周作人购买拓片的地点，是在绍兴城里的仓桥街。这是一条沿河街道，因位于绍兴府府治旁，是官府仓库和驿站的所在地，故称“仓桥”。
清朝年间，仓桥街一带有多家书坊，1915年《周作人日记》就有“往仓桥街碑店阅三老碑”（5月6日），及“由滑桥至长桥出仓桥街，问三老碑不可得”（5月11日），可见仓桥街的书坊碑店是他常到之处。
对照周氏兄弟的日记，这件拓片的来龙去脉就很清楚了，它是1915年4月8日下午，周作人购自绍兴仓桥街书坊，9日寄北京，13日鲁迅收到，当晚写信，14日寄送给胡绥之。
这件拓片名称，早期并不一致，周作人就有妙相寺石佛背刻、石佛背铭、石佛铭等说法，鲁迅亦有南齐造象、妙相寺造像、永明造象记等称谓，直到4月13日写这封给胡绥之的信札之后，才定名为《永明造象》拓本。
2002年绍兴之行，未能找到妙相寺与石佛，怅然南归，两年后，一回在国大图书馆无意间才自一本冷门书发现有关材料。
那是一本排在书柜上层僻处的《绍兴文史资料选辑2》（1986年版），有一篇《维卫尊佛造像历劫记》，清楚记录古石佛和妙相寺的渊源。
原来早在唐代《法苑珠林》《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广弘明集》，南宋《嘉泰会稽志》、清代《两浙金石志》和《越中金石记》等，均有这尊古佛的记录。民国《绍兴教育杂志》第6期，也有周作人署名“启明”写的《妙相寺造像题字》，发表于1915年4月，正是他寄该拓片给鲁迅的同一个月。
文章形容这尊石佛像“高才两尺余，重量不过百余斤，一个人可以背着走”。
关于石佛像来历，最早出自一则祥瑞传说，称于西晋年间（公元3世纪），吴郡吴县松江外海，有两尊石佛像浮现，为人捞起，发现背后都有铭文，分别是“维卫”和“迦叶”，于是奉迎到吴郡（苏州）通玄寺供养。后来有人在苏州“模造”，把翻制的佛像送到绍兴供养，故此石佛像背刻有“吴郡敬造”铭文。
据南宋《嘉泰会稽志》载，这尊古石佛，唐朝大和年间在绍兴城东五里处的南崇寺，会昌灭佛时沦为废墟。五代后晋天福年间（公元10世纪），僧人行钦在废寺前水塘里打捞出古石佛，便在原址建寺供奉。
北宋治平三年（1066年）获朝廷赐额“石佛”，故又称“石佛寺”，成为越中名刹，历代香火甚盛。
据地方志载，今天绍兴城区东临运河的散花亭，距五云门不远处，俗称五云石佛寺，应为这座千年古寺所在。因年久失修，民国初年倾圮。
地方人士为保护古寺内这尊维卫尊佛石造像，在抗战前后，开始了一段“护佛”波折，解放后才得安然保存。 （待续）
在早报应用继续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