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9日，远在京都的我突然获悉老友、老上司黄溢华兄逝世的噩耗。溢华兄虽高龄95，但从去年3月底在新加坡会面时，他思维敏捷、谈笑风生如故的情景来看，我相信我们还有很多机会可以相聚。从旧星洲（日报）的往事到华文报乃至世界媒体变迁的前景，每次会面我们都有着谈不完的话题。我们相约下回我返新时再度见面和畅谈。但没想到这期待现已落空，溢华兄爽约了，永远地爽约了。

重看一年多前有待删改的旧稿（曾刊于《怡和世纪》2022年6月号），我知道此修订稿无法全面涵盖溢华兄热爱华文报业的一生，但若从中能多少感受到一代报人敢于担当的办报魄力与风范，足矣！

仅以此稿代替悼文，愿溢华兄一路走好！

第一次见到黄溢华先生，是在1973年2月的东京。当时刚上任《星洲日报》总经理的黄先生为了对报馆进行改革，决定到有“报业大国”之称的日本考察。我则正好在《朝日新闻》研习。在黄彬华兄的推荐下，我为溢华先生安排了《朝日新闻》与《读卖新闻》各三天的深入考察行程。

溢华先生为人豪爽，口快心直，毫无架子，从羽田机场接机到银座附近他下榻酒店的途中，我们就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宛如多年未见的老友。

记者出身的黄总经理最初供职于《南洋商报》，后转至《星洲日报》服务长达17年，除担任副采访主任之外，对出版企业也有丰富的经验。

谈起他入职多年后一边工作，一边在新加坡大学攻读经济学的往事，黄先生哈哈大笑，问我有没有听过有人读书读到头破血流，我说：“还真没有！”他兴奋地接着说：“有的。这个人就是我！”

读书读到头破血流

原来为了准备期末考试，忙于采访、写稿，学习认真的黄记者在新大校园内拿着讲义踱来踱去，半闭眼睛默记考试要点，也许是过于入神，不小心猛撞到大柱子头破血流。幸好及时被送进医院紧急治疗。此事虽未成大碍，但从中可以窥见他的学习精神与乐观处世的态度。

黄先生全神贯注的学习精神如此，他对待报馆的工作也从不马虎。1972年12月1日，他被委任为《星洲日报》总经理。1973年1月，他走马上任。既然报馆委以一把手的重任，他认为有必要全面认识各个部门的问题，并从中寻求提升、改革与突破的可能性。

为了满足黄总经理的要求，我要求《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各安排三天的密集考察行程，以便在编辑部、业务部与印刷部三大部门参观并与其部门高层人士对话与交流。有备而来的黄先生则提出了一大篓具体问题予以探讨和请教，并密密麻麻地记录在笔记本上，真不愧是记者出身的行政主管！

同年8月，《星洲日报》聘我为社论委员兼研究部主任。前者职务明确，就是撰写社论和国际问题专栏，后者是黄总经理为我量身定制的名堂，直接由他管辖。但是，限于时间、精力与能力，我的工作偏重于撰写社论与追踪国际问题热点的专栏（这也是黄思总编辑的意向与期待）。

当时，黄溢华总经理正在一一听取各部门的报告，准备大事改革。他也喊我出席并希望我能扮演日本大报社内类似研修所、研究调查室和企划室等的部分角色。

这样的一边写社论、一边负责研究部工作的忙碌生活过了两年，我惦起了尚未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在一次聊谈中，我鼓足勇气问黄总可否让我停薪留职，先去伦敦收集报业史资料和撰写博士论文，再回来分担和接任郭史翼主笔的工作。对此，黄总经理虽有些为难，但对我的申请则表示非常理解和支持，即席答应我的请求。

1979年3月，已从伦敦转至东京准备完成博士论文的我突然接到黄总经理的留言，要我马上回新加坡报馆报到。

推开总经理室，只见忙得不亦乐乎的黄先生正在发号施令，指挥业务部门的同事工作。他说，你回来得正是时候，我现在身兼总编辑（由于代总编辑吴锡突然病逝），需要一得力助手。你的工作除了取代郭主笔撰写社论，和在封面版“放眼世界”专栏撰稿之外，照样负起培训、研究和策划的研究部主任（后易名为执行编辑）的工作。首项任务是主编《星洲日报》50周年纪念刊。

接到指示，我马上着手策划与编辑《从星洲日报看星洲50年》，并和老友周金山同学的东艺印务公司商洽出版事宜。在签约时，声色俱厉的黄总还对周金山说道：“出版日期不能过1979年，一过本年度就不是50周年，我将先开除卓南生，然后自己辞职！”

在战后两大华文报业史上，身兼总经理和总编辑于一身的，除了更早之前《南洋商报》的施祖贤之外，恐怕就只有黄总了。

率先全面采用简体字

溢华先生在1979年4月接手兼任总编辑后进行改革，首先是在编辑部成立编委会，由两名总编辑助理（黎德源和陈正）和三名执行编辑（张清江、黄彬华和我）组成，每天定时召开会议，处理例常事务。如无特别原因，黄总都亲自主持编委会。

针对编辑部的弊端与改革，编辑部出身的黄总了如指掌，驾轻就熟。他接管后除了进一步充实版面的内容（如增设“经济与时事”“每周经济”“放眼世界”“亚细安透视”等专栏，邀请专家学者撰写鸿文）及主办和赞助文教界各种活动外，最受人注目的动向有二。一是率先将所有版面一律从竖排改为横排，为本地华文报章横排工作的电脑化预先铺路。二是率先全面采用简体字，代替繁体字，并辟《星洲少年》版等，重视年轻一代记者与受众的培养。

与1973年从日本回返新加坡任职时相比较，1979年复职时，我发现编辑部增加了不少离开校门不久的新脸孔，其中包括不少后来在报馆或新闻传媒界挑起重担的中坚力量。正因为报馆增加了不少热爱新闻事业的新力量，编辑部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和笑声。不论是从内容革新或报份激增的角度来看，应该是本地华文报业史上最鼎盛的时期。“老星洲人”凝聚力强（迄今仍然如此），也建立于斯时。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也是本地报业转型与改组的重要时期。如果说，从家族企业转为公共公司是第一阶段的报业改组的话，黄总交出的成绩单应该称得上是接近满分的。确切地说，这个转型与改组，无疑提供了斗志高昂的黄总大显身手，发挥其能力与魄力的平台与良机。

但也在同一个时期，我发现溢华先生无比忙碌，他说话越来越急越短，脾气也越来越大。

尽管如此，作为分管培训、研究与策划的执行编辑，我和黄总保持紧密的联系。他也经常在日常业务处理告一段落时，喊我到五楼办事处讨论报务。我们见面时无所不谈，有时谈得起劲，意犹未尽，黄总驱车载我游车河，实则相互享受车上畅谈的快乐时光，最终再把我载回报馆（因为我的车还停在报社）。

有一天，黄总叫我到五楼办事处。一进门，他放了一个文件到我面前，沉重地说道：“某方列了一个名单，说我们编辑部有20多名同事有不良记录。他们都是我们的骨干，如果都清理，我们的报馆还怎样办下去？”

我没有打开文件，不知道也不想或不宜知道这名单具体指的是哪些同事。对此，黄总决定与有关方面谈谈，只对其中个别员工的岗位予以调整。这既是工作上的需要，也体现出黄总处理敏感问题兼顾各方考量的危机处理风范。

同样的，较早时在对待几位编辑部同事因政治问题被拘捕后的薪金问题上，黄总曾拍板决定全薪照发。理由是，他们的政治事件虽与报馆无关，但是，于情于理对其家人福利应有所照顾，何况华文报界有此先例。

1982年的某一天，黄总叫我安排编辑部老中青各找一名合适人选隔日到时任文化部长王鼎昌办公处讨论华文报业的前途问题。

王部长开门见山，指出两大华文报有如百事可乐与可口可乐，进行无谓竞争，浪费不少资源，是否可考虑合二为一，集中火力，并发展为一家更有影响力的华文大报。他要两家华文报老中青的出席者一一表态。由于问题提出得太过突然，绝大多数出席者都表示犹豫或反对。数日后，两报董事会决定着手改组并朝向合并的道路迈进。

面对压力处之泰然

对于合并后华文报的定位，在最初的阶段其实是不十分明朗的，它是新加坡报业大改组、大洗牌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段期间，位处《星洲日报》最高位的黄总肯定面临多重选择、许诺与压力。我观察到当时他最爱对我说的两句话是：“人到无求品自高”和“船到桥头自然直”。

同年（1982年）深秋，报馆派我到德国西柏林参加国际新闻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Journalism）主办的“新闻师资培训班”（Tuition for tutors）三个月课程，考察西方报业及其记者训练模式。我在西柏林度过宁静的冬天。

1983年初，我回返星洲，曾为《星洲日报》尽汗马功劳的溢华先生已另谋高就。1983年3月16日，《南洋·星洲联合早报》和《南洋·星洲联合晚报》宣告诞生。1923年创刊的《南洋商报》与1929年成立的《星洲日报》自此结束半个多世纪相互竞争的关系，新加坡华文报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以上的点滴回忆，止于末代《星洲日报》“巨无霸”的黄总为华文报所做的努力和贡献。

2022年3月写于厦门筼筜湖畔 2024年3月修订于日本京都

（作者曾任《星洲日报》社论委员兼执行编辑、《联合早报》社论委员兼东京特派员，现任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兼副会长、厦门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