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注：萧军《东北日记》2014年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感谢萧军长孙萧大忠先生提供，并接受笔者采访，提供部分资料。）
鲁迅曾亲自为萧军的小说《八月的乡村》作序，并公开宣称，萧军是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
作为鲁迅先生的弟子，萧军骨子里天生一副不屈的性格，血液中流淌着叛逆的火种。抗日战争时期，他跟随过共产党，敬重过毛泽东，却自始至终保有一颗独立自主的心，甚至孤傲不羁的风骨，哪怕受尽打击，遍体鳞伤，永不言败，让我们想起西班牙斗牛场中那头至死不屈的牛。
萧军《东北日记》是他1945年离开延安后，在东北地区的五年生活记录。同再早出版的《延安日记》一样，读后让人沉重不安，心情难以平静。
一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后，萧军全家告别延安，随中共东北局大队人马重返离开十多年的哈尔滨，当时可以说是“衣锦还乡”。作为一位已经闻名全国的东北作家，归来初期的萧军担任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鲁迅文化出版社社长、《文化报》主编等职务，并在数月间分别在当地厂矿、机关、学校发表近60场公开演讲。那时的萧军达到他人生最为辉煌的阶段。
他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写下多首诗篇以志其盛。其中一首写道：
金风急故垒，游子赋还乡。
景物依稀是，亲朋半死亡。
白云红叶暮，秋水远山苍。
十二年如昨，杯酒热衷肠。
盛名之下的萧军踌躇满志，对自己的文学才华充满自信。他在《东北日记》中写道：“我是准备继鲁迅先生之后，为文学上的列宁。这并非狂妄，我有这力量，也有这条件，而且也需要我。我是坚决走民间路线，不想借政治力量抬高自己。”
萧军终其一生，但凡提到鲁迅，必然要在后面加上“先生”两字，即使在自己的私人日记中也是如此。他从来都称鲁迅为先生，却称毛泽东为朋友，在延安时甚至干脆称过毛泽东为“大哥”。有人曾对此当面向他指出不合适。萧军不以为然。他说：“这是我的真实感情，我不愿违背自己的态度，对于毛泽东，从政治上来说，他确是可以为我的先生，但不是全面的，更不是我的业务——文学——的先生，就相同共产党员不会称鲁迅为他们的领袖一样。这是我的看法，也是我对人对事有差别的地方。”
只有鲁迅才配他称先生。在他心中，若说鲁迅是中国文学的一棵大树，他萧军则应该是那树上的花与果实，而且他也应该做这花和果实。他有信心让中国的文艺在世界上奠定自己的光辉地位。
作为一个地道的东北人，萧军热情、勇敢，心直口快。他也承认自己性格上尚有缺点，即“缺乏理性，莽撞，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
一次，省委通知他去参加朱德总司令60岁生日聚会。他本来可以去，然而反转一想，手上接到的只是一种“通知”，而不是“邀请”，这使他感到不快，于是便不去。他在当天日记中写下：“此后凡遇到这类有命令性的集会，我绝对不参加。”
那时东北大学党委书记张如心出版一本《毛泽东人生观》，书中称毛泽东为天才家，并在中共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的表述。在一次北方文化社编委会上，萧军当场反驳说，称毛泽东为天才家是不恰当的。“论剃头毛泽东不如剃头匠，论炒菜他不如厨子……天才而称‘家’这就有一点‘包办’天才的嫌疑。与其称他为天才家，莫如称他为‘老实人’，老老实实为人民做事，这样使人感到更亲切些。”他在当天日记中批评这本书“空洞，拙劣，幼稚，肉麻到如此地步！可叹！可怜！”
几天之后他去见史学家何干之，聊起处事做人问题。何干之直截了当指出，萧军老弟啊，你有两个特点，一是直爽，二是倔强，两者都容易吃亏。萧军说，我不大喜欢玩花头，吃亏我是不怕的，看还能吃到哪里去？延安的时候就算我吃亏的顶峰，结果我还是我。我还怕什么呢？过去一些暴君，一触怒他就要杀头，但还是有那么一些“首鲠之臣”要冒杀头的危险犯颜相谏，难道我们作为一个革命者还不如一个封建社会的臣子吗？我决定要用这种态度做下去了，一切要“敢”，要纠正一些中国人那种“圆滑周到”的恶习。
可是好景不长，由于萧军在对当时驻扎东北地区的苏联红军恶行，以及在土地改革等问题上同中共存在不同的见解和态度，渐渐地无形中把自己放到了一个与中共立场不协调、不盲从和不屈服的位置上，最终招致东北局为他扣上“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帽子，对他进行有组织、有系统和公开的批判，成为文化界第一个被大规模公开整肃的对象。
二
在要不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党内作家的问题上，萧军可以说内心纠结了大半生。
1938至1940年间，萧军全家滞留成都。当时他考虑的是，“要从事政治，是应该直接参加政党。如果仅是作为一个作家，就以马克思主义者而终生。”
记得十年前香港出版萧军《延安日记》，我带去送给成都的文化老人流沙河先生。沙河先生捧过书，抬头望着我，认真地说：“嗨呀，我给你说嘛，这个萧军才真的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是真的信马克思主义。其他那些人，嚯，我给你说嘛，都是假的，都是扯幌子的！”
在萧军《东北日记》中，我们确实看到他始终崇敬马列主义，认真专研马恩列斯著作，甚至仔仔细细通读过三大本《资本论》。他也敬佩过那时的毛泽东，认为毛所带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人民未来的正确方向。
他认为共产党是好的，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是能为国家带来光明和希望的，坏的只是那些拉山头搞宗派的“党文化人”。但一开始，他并不想加入共产党。他在日记中写道，自己“要成为一支自由的军队，独立，自主。不支持谁，也不被谁支持”。他说：“我要做一个绝对坚强而独立的人，宁可被粉碎，不承认在我的上面有任何权利权力。我要为无产者服务，但我绝不能作为一个政权的奴隶！我不是谁的歌功的喇叭手，我要情愿才行。”
在延安那段时期，毛泽东曾亲自邀请他见过好几次面，给他写过几封信，也有不少人劝他入党。据萧军小儿子萧燕回忆，毛泽东在一次见萧军时说，有两件事情要同萧军商量，第一是劝他入党，第二是让他做官。萧军想了想，回答毛泽东说，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我自由主义太多，不是那样的胚子。当官呢，我也不是那块料，谢谢您高抬。
后来萧军到乡下生活一段时间后，思想有了一些转变，于是提出申请入党。他把自己在乡下生活的日记送给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彭真看。彭真问他有没有考虑过，入党后一些人会指挥他，会命令他，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他能不能服从？萧军想了想，说：“哎呀，我办不到。我是不对的就要反对，我看不惯的就要反对。我还是留在党外吧！”
苏联小说《静静的顿河》中的主人公格里高里，既不能和贵族资产阶级军官们同流，又不能和真正工农革命队伍同走。他摇摆不定，要把自己的基础建筑在真正的“哥萨克”民族之上，因此非常痛苦。萧军读了在《东北日记》中写道：“我自己和共产党之间似乎也有这些成分，我不能和它分开，但又不能十分和谐，尤其是那些共产党人。”
他在延安时就曾遭党内作家排挤，亲眼目睹中共残酷清肃王实味等一大批知识分子的情形。他当时用了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怒斥过这些党文化人，说他们“用同志的血，洗自己的手”。
到东北后不久，他在日记中写道：“在一般中国所谓文坛和作家群中，我是特殊的存在，不为他们所容，但我并不看重这东西。我始终将与我的读者结成真挚的友谊，他们也无可如何。我是看不起他们那种无特识，气量狭小，无才能到装腔作势的派头的，我永远将要保持鲁迅先生那种坚强朴质文艺工作者的风格。我将以工作的成绩战败这类蛆虫、市侩、投机分子。”
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一个文艺工作者几乎仅是一种奴隶地位，装饰的废物。他们毫无独立、自尊的主张和主人的地位。当然也有一些自卑自贱的人，甘心安于这样地位，甘心做“婢女”！他说，我是不容许这样被看待的，我要做个独立的真正的作家，至死也不会屈服于“婢女”或“弄臣”地位的。
作为当时的一个党外作家，他冷静地观察到，虽然一批人是标榜着为大众、群众而写作，实质上那已经成了“讨好”的，按题目写出的新八股，成了新式的“投考艺术”，和真正的大众、群众已绝了缘，他们已经走进了衰老和枯竭的死巷，不管是思想或感情，已是虚假的，一种鹦鹉学舌的东西。他们的创作源泉被污泥所封闭了，再也流不出一滴新鲜的水滴。
他甚至批评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他在日记中说：“在艺术上说，这确是一部失败的作品，简直是一部凌乱平淡，无味的工作豆腐账，无情感，无形象，无结构……作者在那里是无精打采地写，读者也是味同嚼蜡地读……我很为丁玲感到悲哀，她的艺术感情涸竭了，艺术感觉僵化了，艺术的笔锋无力秃蔽了！她的艺术才能被僵化的政治观念牺牲了！”
三
萧军后来辞去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职务，集中精力经营鲁迅文化出版社，主办《文化报》。有人开始议论说，萧军作为党外作家，现在是要跟共产党抢地盘，而且影响越来越大，要跟我们分庭抗礼了。
一开始萧军并没当回事情。他认为自己一切都是为了共产党，为了新政权，没有半点私心，自己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扩大宣传新政权，对共产党并无二心。可是一段时间之后，他在东北见证了大量苏军抢夺当地财物、奸淫妇女的丑行，以及共产党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大量屠杀地主富农，政策措施偏激过左的残酷现实，也开始在他的诗文中表露出不满和无奈：
学剑学书义气赊，年来初解爱桑麻。
文章此日成身累，故事频经结岁疤！
燕市歌哭睨暴政，秦庭谈笑璧无瑕。
而今识得人间味，待向农园习种瓜。
1947年9月，萧军女儿小红因肺炎去世，让他第一次尝到失掉儿女的悲痛。他甚至暗中计划，赶紧把一切文稿整理完毕后，出家去当和尚。
又是秋风落叶时，吟怀寂寞不成诗；
无端往事翻潮汐，续断恩仇乱发丝；
来去征途儿女苦，炎凉世路友朋疏；
何当冷眼观沧海，梵天返我故真吾。
1948年6月，中共在辽沈战役中围困长春，以方圆45公里，纵深25公里为范围划为封锁区，禁止粮食、燃料、蔬菜等一切生活必需品运入长春，禁止人员出城，历时5个月，造成数十万计的城内平民饿死。对于这段悲壮历史，别说在当年，即使在今天中共的史书上也是一个避而不谈的敏感话题。
萧军亲眼目睹了这桩惨案的全过程。当然，以他当年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完全无力站出来对此加以阻止，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内心不存悲叹。在那段时期的日记中，常常读到他“心情恶劣”“心情凄凉已极，很想要流一滴泪！”和“心情悲怆已极！”等字样。他在一首诗中叹道：
燃箕煮豆忆轧倾，因果同源一辄经；
举石投人难自省，杨花委地体原轻。
共成逐客期先后，行见新囚绁旧绳！
掉首沧桑成一笑，云流水逝故行程。
然而，此时的中共东北局已经容不下萧军的不同声音，开始组织力量利用行政手段整肃他。
萧军本来在东北办报后，从便于工作考虑，再次提出入党申请，很快被党中央直接批准，并正式发文通知下来。正在这时，东北局开始组织对他进行批判。萧军说，那就拉倒吧，我不入了。他最终没交过一分钱党费，没参加过一次党的组织生活。“我已放下决心，不想参加共产党任何工作。关于入党那问题就放在那里，随他们有什么变化。我冷漠得很！”
1948年10月7日，萧军参加东北局宣传部召开对他的批判会，到会的人有刘芝明、舒群、丁玲、吕骥和宋之的。萧军在会上公开宣读了向共产党告别的公开信。
过后几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夜间忽然心情很烦躁激忿，想起共产党人那些污蔑我的事。对于这个党也感到远离和寒凉。只要有可能，我真想远离这地方。……有些知识分子疑心，共产党一旦得了政权，是否也会和国民党一样！”
四
萧军是这样反思他与共产党之间的恩怨关系的：
他说，我和共产党人之间的矛盾，主要是文化思想上领导权问题。他们不甘心属于我，但又无力和我竞争，于是就采取了一些不正当的方法，如说我的坏话，破坏《文化报》，甚至可能还要采取行政上的力量等。但这些全是错误的，而且不全成功。他们将又要采取新的办法。他们对我正面“打”还不可能，而且也知道不会打倒我。从侧面利用各种势力压迫，这也不会成功，也许能成功于一时，最后只有一条路，用软办法“拉”，把我拉进去，而后再慢慢削弱我的力量。
他在1949年2月26日的日记中记下：“我要正式向共产党表明我的态度——要平静地离开它们，我已不相信它们的‘英明’和‘公正’。他们一般是直觉性，感情用事，有些人的作风是歪歪扭扭而不深沉正派，缺乏气度。……让我远远地尊敬着它，为它祝福罢，我已经失掉了爱他们的热力。”他还写道：“三十年前，鲁迅先生也正是这般被创造社、太阳社等围剿着。这似乎是一种宿命的不可避免的一种战斗。……对于这些人们，我也只有承继鲁迅先生那韧性的战斗，我要真正以无产阶级的品质，掌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战斗下去。”
萧军经过一番考虑，决定不再加入共产党，而是以出版为根基，坚持鲁迅先生的方向走下去，再不能有所摇摆。他在日记中写道：“一面确定共产党行政上领导，加强支持自己作家，另一方面帮助争取自由主义作家，对‘不服从’的给予打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方向。我知道共产党对于鲁迅只是简单的政治上‘利用’，他们并不会认真发扬他的……”
萧军当年读过《太平天国野史》后，曾总结其失败原因：一、以新封建形式代替旧形式。二、理论与实践脱节。三、官僚化，脱离群众。四、内哄。五、腐化。六、杀戮过甚，不懂政治，不争取知识分子。他认为，取得全国胜利后的中国共产党如果不吸取这一历史教训，必然会重蹈覆辙。
他对历史的真实性始终抱持怀疑态度，因为每个掌有了政权的阶级，他们总要歪曲历史，修改历史，留下自己的光荣，铲除别人的光荣，铲除自己的错误和羞耻。
就在中共即将夺取全国胜利的前夕，萧军日记中还这样写道：
“中国共产党虽名为共产主义无产阶级政党，但在它的作风，气魄，实质上却是农民性与小资产阶级性的，这特点是表现了它的保守与经验主义，狂热，狭小，浮动与摇摆不定性。……严重的考验还正在等在它的前面，如过去苏联一般，它们为骄气所毒害了，胜利冲昏了头脑！中国的共产党也正面临这危机。党在扩大，在胜利，因此就容易目空一切，成分复杂，如果没有一种强大的，深沉的力量掌握，提炼这个党，它是很快就要腐化，堕落，失掉人民的尊敬，甚至还要引起对于国民党的‘怀念’！”
他说，骄者、无信者、蛮横者、不诚者必败。
现在看来，我们不能不说萧军当年的担忧是富有远见的。
中共东北局组织批判“萧军思想”，说他是“才子加流氓”，取消对他文艺活动的物质援助，还下令不准出版他的书，并断绝其生活供给。萧军对此毫不示弱。他认为这种决定是草率的，轻浮的，降低了党的威信，缩小了党的气派。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们这样‘看重’我的思想，这说明他们的不自信，不沉着，不够理性，某种观点来看，这是他们的失败！任凭他们如何歪曲，污蔑，甚至用任何手段，我是应该迎着这些风雹电闪坚决地，毫不动摇地，向着真理的方向走下去。”
他忽然脑子里闪过这句话来：“用鞭子能抽出爱情么？共产党企图用鞭子抽打我来爱他们，这是笨拙的。”
在这样一个苦闷的日子里，他写下一首饱含愤懑的诗：
我不怕别人对我更坏
任你们推罢，挤罢，甚至用了钉子鞋踏伤我，绊倒我，
即使是爬着，滚着，用嘴啃着泥土一寸一寸地前进，
我也不会自动离开解放人类真理的大道
——直到我咽下最后一口呼吸。
任你们吵罢，叫罢，辱骂罢……
即使用世界上最恶毒，丑污，旷所未有的语言
攻击我，扰乱我，涂抹我……甚至塞了我的嘴，
即使用胸中最后的喘息，
我也要真诚的歌唱，
唱出全人类真实的痛苦，欢喜和哀伤！
我不隐瞒，我是现实主义泛人类的痛爱者。
……
五
萧军行伍出身，早年被人唤作“拼命三郎”。面对严酷的政治打压，他说自己打不倒，骂不垮，杀不死。“即使杀了我的肉身，我的思想和精神还在。”
他当然知道，要认真写出自己此时的所感所想，当局是不会允许出版的。但要按党人那套歌功颂德的要求大力宣传毛泽东和共产党，这在他是办不到的。在他当时看来，毛泽东也好，共产党也好，他们同鲁迅不一样，鲁迅在他们这一代人心中是生下了血和肉的根，而他们却在人民的现实思想感情中，尚未深刻地扎下根来。“太勉强，太不自然的东西，用外力要造成人们的‘偶像’，这结果常常是失败的。”
中共东北局整肃他，过去从延安一同来的文坛朋友背弃他，打压他，批判他，并没能让他低下头来。他在日记中写道，共产党为了争正统，为了泯掉自己在政治上所留下的“错误瘢痕”，为了过早达成一种示威的目的，不惜对他做了一些不公平和污蔑歪曲的行动，这是可羞耻的，而且不会收到多大实际效果的，只能暴露他们的不自信，只能使他对他们失掉“尊敬”。
萧军在日记中写道：“对于共产党，所谓工人阶级，我也尽了我的力量，在你们倒霉的年代我和你们一道，为你们呼喊、战斗……走过一段路程了，我对于你们并无二意！如今你们有了权势，反过来要污蔑我，欺凌我，甚至强迫我歌颂你们，我不能不离你们而去，如果你们要忘恩地毁灭我，我也决无恐惧……我不能做任何人、任何阶级的主人，我也不能做任何人、任何阶级的弄臣或奴才！——这就是我的人生态度。”
他心有不平地说：“共产党在它解放中国人民这一点上是伟大的，但在它处理我的一些问题上则是渺小的。萧军是渺小的，但我在对共产党的态度这一点上是伟大的。”
萧军的一生充满悲剧色彩。他曾热切信奉过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真心追随过共产党，亲近和敬佩毛泽东，一厢情愿地心怀救赎天下受苦受难人民的远大抱负，并努力践行他的崇高理想，只因其不肯放弃自由独立的思想，反讽地成了共产党人的整肃对象，成为阶级斗争的牺牲品。作为鲁迅先生的弟子和一名优秀作家，他本应在鲁迅之后扛起中国文学艺术的大旗，领引后来者继承鲁迅的衣钵和精神，在鲁迅这棵大树上生出新的枝叶，开出新的花朵，也因其不屈服于做文坛“婢女”或“弄臣”，最终在多舛的命运和严酷的打压下，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文学生命。
愿这样的历史永远不再重现，愿这样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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