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英荷条约》（Anglo-Dutch Treaty）签订200周年纪念。1819年莱佛士开埠新加坡后，英国为了平息其东印度群岛的竞争对手——荷兰的抗议，并划分势力范围，双方于1824年3月17日在伦敦签订条约。英国以苏门答腊西岸的明古连，换取荷兰占领的马六甲。荷兰人也同意，以新加坡海峡为界限，不再干涉英国在马来半岛的扩张。
新加坡的开埠，主要是基于英国对华贸易的需要，对华贸易的主角是广州。19世纪初，在广州出口欧、美的众多商品中，有一项称为 “外销画” 的商品，带有中西文化交流的功能。曾几何时，广东珠江三角洲乃至中国内陆的风土民情，曾经通过画作，推销给欧、美各国喜欢 “中国风” 的洋人，并装饰在他们家中的墙上。
亚洲文明博物馆收藏八幅外销油画
岁末的南天，凉风习习。驻足于新加坡河口的加文纳桥上，河面远处迎来一艘游船，桥下的河水虽已没有往昔的浑浊，但也不清澈。那个河面满是驳船的年代，只能从历史图像中去找寻。 遥望吻基（Boat Quay，今称驳船码头）岸边，想19世纪中叶时，广东籍富商胡亚基（胡旋泽）的黄埔商行（Whampoa & Co.）如果今日尚存，不知商行内是否还会悬挂一些广东外销油画及水彩画吗？
然而历史的画面似乎会在不同时空重现，眼前的亚洲文明博物馆展厅内，就展出八幅广东外销油画，为人们叙述早期广东对外贸易的历史。面对画作，端详入神，思绪从画作进入19世纪的广州港，看看十三行街道前一片忙碌，然后再看看香港与澳门港湾的绮丽风景。走出画作，猛然察觉墙上似乎少挂了一幅油画——新加坡海港的景象……
广东十三行与粤海关
清初为切断海上反清武装力量，朝廷实施海禁政策。台海平定后，遂设闽（福建）、粤（广东）、浙（浙江）、江（江苏）四个海关。粤海关于康熙24年（1685）设立，前来中国贸易的外国商船，只许与规定的洋行（中国代理商）进行交易。这些经营海外贸易的中国商行，逐渐发展为“广东十三行”。最初外商在珠江沿岸建筑商馆（夷馆），与广州行商进行贸易。乾隆22年（1757），为了严格规范外商在中国沿海的活动，以海防重地为由，谕令外商只可以在广州港贸易。
所有航抵广东的外国船只，由广州海防的引水师引入虎门，停泊在黄埔。外国商船必须取得一家洋行作为其保商，然后再聘请一位通事（翻译）和买办。另外船长与保商还要向粤海关和总督具结（提交声明书），保证船上没有运载鸦片。英国人称广州为“Canton”，称“洋行”为“Hong”，即粤语“行”（洋行或商行的简称）的音译。至于广州的“行商”，则被称为“Hong Merchant”。
外销画中国意趣浓郁
所谓外销画，是迎合西方“中国风”（Chinoiserie）市场品味需求而绘制的艺术商品，创作形式包括油画、水彩画和水粉画。材质可以是在画布、纸张、玻璃、漆器、瓷器，甚至是象牙等器皿上作画。然而主要还是布面油画及纸本水彩或水粉画作。水粉画普遍使用一种特殊画纸——通草纸（当时西方人称为Rice paper），并以水粉（Gouache paint）作画。水粉画作不同于中国水墨或西洋水彩，较无透明感，也没有油彩效果具有的实感。然而如画工精湛，其色调却能呈现另一种中西合并的“中国美”。
清朝海关对于各类包括画作在内的外销工艺品，列入征税之例，且有税则规定。据《粤海关志》“诸色裱褙器”载：大油画每张各税六钱……小油画每张各税三钱，西洋纸画每百张各税六分。除了中国的关税，据19世纪初的英国商人记述，从广州离岸的货船，按东印度公司规定，除了茶叶与生丝，公司船只所运载的中国瓷器、扇子、图画和漆器。需要另外缴交额外的税金。至于公司以外的散商船只，税率更高。可见当时外销画是一项颇受欢迎的货品。
新加坡与广州口岸贸易
莱佛士开埠新加坡最主要的目的，是在英国对华贸易的航线上，为公司船只提供一个优良的补给站，并设立一个自由港。《英荷条约》签订后，新加坡便迅速发展为一个区域贸易中心。1829年，新加坡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400万英镑，此时距开埠不过10年。自此，无论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或散商船只，对华贸易皆以新加坡为中转。而中国本土的帆船（Junk），也视新加坡为东印度群岛最重要的贸易中心。
当时英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主要是毛织、棉织品、五金、印度鸦片（鸦片贸易非法，私商以走私方式进行）及海峡土产如锡与胡椒。而广州出口到英国的商品则为生丝、丝织品、茶叶、瓷器等。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将香港割让英国，开放五口通商，标志着这个东方古老帝国的贸易大门，终于被列强打开。在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前，新加坡对华转口贸易，约占出口总额的20%。
岭南工书画 画家遍游海外
传统中国水墨画历史悠久，与西方绘画艺术风格截然不同。岭南书画艺术在明代盛极一时，广东画家亦曾供职于宫廷作画。翻开广东方志，依然能觅得岭南画家的记载，如《续南海县志》卷二十一亦载：关作霖，字苍松，江浦司、竹径乡人。少家贫、思托业以谋生，又不欲执艺居下，因随海舶遍游欧、美各国，喜见油相传神，从而学习。学成而归，设肆羊城，为人写真，栩栩欲活，见者无不诧叹。时在嘉庆中叶。
论及广东画师，附带提及新加坡第一任驻扎官威廉·法夸尔（William Farquhar，1774-1839）与莱佛士所收藏的自然画作（法夸尔当年拥有的自然画作，今藏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院）。马来文豪文西·阿杜拉（Munshi Abdullah，1796-1854）在其自传中，曾回忆在马六甲时，见到莱佛士在马六甲雇用广东画师，为其从马来半岛各地收集来的动植物标本，绘制水彩画作（类似工笔画）。虽然我们无法从阿杜拉的记述中进一步了解这些广东画师，具体来自广东何处，但从《南海县志》的记载，以及存世的外销画（题款或签名），得知一些广东画师来自南海县，且还曾经随海舶遍游海外。
黄埔商行售卖广东画师作品
开埠初年，英国商人便在新加坡河口沿岸开设商行。（今天莱佛士坊的格局，即由当年的基础奠定）在吻基的周围，各种商店、贸易行、银行、船务公司、保险代理林立。例如著名的英格兰商人庄士敦（A. L. Johnston，1783-1850）、牙直利（Alexander Guthrie，1796-1865）所开设的公司。除了洋人，不少华人商行也开设于此，如陈笃生、陈金声、胡亚基等。这些商行除了店面，还设有仓库、私人渡头，并齐备驳船、马车、牛车等运输工具。而黄埔商行是由粤籍富商胡亚基（Hoo Ah Kay，1816-1880）所开设。
黄埔商行所经营的项目，犹如今天的百货公司。黄埔商行在报章所刊登广告中，推销其售卖的各种中国产品，如金银器皿、瓷器、象牙、玳瑁、檀木等材质的雕刻工艺品。1849年的黄埔商行广告还注明，出售中国第一位油画及水彩画家的作品。这 “第一位中国油画及水彩画家” 究竟是谁？似乎无从知晓。然而林呱或许称得上是其中之一。不单黄埔商行出售中国画师的作品，其他商行也有类似商品。如然直利（John Little）等洋行。这说明19世纪30年代，来自中国广州的外销画，曾经在新加坡河口的许多商行里销售。
广东画师林呱曾访新加坡
前述黄埔商行刊登的广告中，声明所售油画之作者为中国第一位油画家。广告中所谓中国第一位油画家，极可能就是当时著名广东画师林呱（Lam Qua，1802-Ca.1860）。19世纪初外销画师大多设画室于广州十三行周围，尤其是在 “中国街” （China Street）一带。例如林呱的画作背面有注明其画室地址为：林呱、广州、中国街。林呱曾将三幅创作送到英国及美国展览。其中包括戒烟钦差大臣林则徐与代表清廷签订《南京条约》的全权代表耆英，两幅肖像。
学界过去从未提及林呱曾经到过新加坡。1849年8月28日，《海峡时报》有篇报道，揭露他曾来过新加坡：两个月前中国画家林呱莅临新加坡，到过香港与广州的人都熟悉这位中国艺术家。由于其画作深受市场青睐，促使他在本地延长逗留。如果读者们尚未到访过林呱的画室，我们推荐您前往参观，因为读者将从其优秀的作品中获得美好的回馈。在这段不太起眼的文字，还附录一篇关于这位广州画家的评论。
林呱受委托绘制病患肖像
林呱在广州曾受一位美国医生的委托，绘制一系列病患治疗前后的肖像。这位名叫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的美部会医生兼传教士，于1834年在广东十三行创办一所眼科医院。为了学习中文，伯驾于1834年圣诞节前夕航抵新加坡，除了雇用一位华文老师学习中文，也开始为本地的华人义诊。伯驾在新加坡待了七个多月，视病患如亲人，不分身份贵贱。总共治疗千多名病人。
重返广州后，伯驾委托林呱，为手术前的病患（尤其是肿瘤病人）作画。林呱至少绘制了80多幅病患画像。除了记录中国病患所患的肿瘤情况和治疗过程，伯驾也留下图像记录。这些绘于摄影技术发明前的病患肖像油画，现收藏在美国耶鲁大学的医药图书馆，成为研究中国西医发展史的珍贵图像。伯驾在广州义诊期间，培养了三个助理，其中一位还是林呱的胞弟。也由于在广州的传教及医疗事业，伯驾日后参与了中美《望厦条约》条文的拟定，1855年被美国任命为驻华公使，成为早期中、美外交的关键人物。
广东画师师从英国画家
从现存的广东外销画来看，这些画作为满足西方市场而创作，艺术风格自然受西洋风格影响。尤其是油画，更是“洋味十足”。既然如此，那绘制这些外销画的广东画师，究竟是师从何人呢？要说19世纪影响广东画师创作最深的西洋艺术家，当属英国画家乔治·钱纳利（George Chinnery，1774-1852）。
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画家，1825年从印度移居澳门的钱纳利，很快扬名于广东珠江三角洲。钱纳利在中国居住的日子里，游走于澳门、广州及香港，画笔下的知名商人、官吏、平民百姓不计其数。1852年6月22日，新加坡《海峡时报》刊登了关于钱纳利逝世的消息，文字这么形容道：本报遗憾的留意到钱纳利先生的逝世。他是一位杰出的英国艺术家，在中国居住近三分之一世纪，被公认是中国现代绘画之父（The father of modern painting），并曾经教导过几位华人画家，如林呱等人，皆为欧洲人所熟知。
钱纳利有两件画作与新加坡有所关联。一是他曾经为居住在新加坡的英格兰商人庄士敦绘制了一幅肖像。庄士敦将此肖像赠予其好友薛文仲（1804-1888），并在画作背面题上：您永远的真诚朋友——亚历山大·庄士敦。薛文仲是来自马六甲的海峡华人，与庄氏有密切的生意往来。这幅肖像一直珍藏在薛家后人手中。另外，著名的鼠疫专家伍连德（1879-1960）医生，当年在北京时也购藏一幅钱纳利的画作，此时钱纳利已经逝世多年。据其自述，此幅画作的题材是一位中国女子的肖像。在收藏55年之后，伍连德医生于1958年将此画寄往英国出售，当时卖了200英镑，折合叻币1700元。
留住新加坡海港景观画作
除了亚洲文明博物馆，国家博物馆也藏有若干新加坡海港景观的外销画。可惜的是，这几幅外销画的作者并没有在作品上题款或署名。而当年林呱在到访新加坡时，是否有将新加坡海港或新加坡河口繁忙的景观，留在其画作中？倒是令人玩味。只是如果细细观察中国画师在绘制海港景观时，就会发现他们的创作风格及意趣，总是那么相似。
外销画的出现介于18世纪末，兴盛于19世纪。而且伴随中外贸易的发展，投入创作者的中国画师也增多。虽然此类以市场导向的画作，大多作为商品，为欧美市场提供多一种中国趣味的墙上装饰。但19世纪中叶，以钱纳利主流的画作及艺术风格，最初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广东珠江三角洲的中国传统画家，促进东西文化交流。19世纪末以后，摄影作品取代画作，这类作为西人了解中国景观而出口的外销画（例如十三行的建筑，洋面的各类船艇、茶叶、瓷器的装运等等），才逐渐退出市场。外销画也超出商业功能，为我们回顾那段中外贸易历史时，提供了文字以外的图像史料记录。
注：题目诗句“落日微风晚放舟”，源自于李遐龄《勺园诗钞》《观黄总戌所藏西洋镜屏画》：橘子围边多白屋，莲花茎外是青州，华鬘细草春开宴，落日微风晚放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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