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禺会馆1921年搬迁到新桥路至今。(特约陈来福摄)

六块石碑的由来,可追溯到145年前。

新加坡番禺会馆于1879年由华侨领袖胡亚基(又名胡南生)创办,会所设在海山街(Upper Cross St)。随着会员激增,胡亚基于1889年在摩士街(Mosque St)另设副馆。1917年海山街受征用,新馆于1921年在新桥路(New Bridge Rd)281号建起,延用至今。会馆在二战期间会务中断,之后重新组织起来,1952年还买下隔壁283号兴建学堂。

六块石碑分两块一组。第一组“新建番禺会馆碑记”刻于1879年,刻录了创馆缘由和捐款人名单。名单第一行是“胡南生助金贰百員”,可见胡亚基大手笔捐款200元,接下来捐款从两元至50元不等。

第二组“新建番禺副馆碑记”刻于1889年,刻录了创立副馆是因为旅居同乡很多,空间供不应求。胡亚基虽已于1880年逝世,后人仍以他的名义捐助150元。其余捐款从一元至50元,捐款人比第一次多。

第三组“星洲番禺再建总坟重建会馆碑记”则刻于1910年,为扩建碧山亭总坟及重建会馆而筹款。那一次名单已不见“胡南生”,捐款从五角至200元;碑文也刻记了桌椅、长台、酸枝公座椅和花瓶等捐献者的名字。

这三组石碑相信是竖立式,1921年迁至新馆后才嵌在墙上,但次序有些颠倒。

发现石碑过程有两说法

1996年前理事长梁顺结(坐排右一)在番禺会馆招待来访的香港明星,包括李香琴(左二)和郑少秋(左三)。(番禺会馆提供)

延伸阅读

会馆名誉顾问龙玉贞(85岁)1992年加入会馆,听闻前辈忆述,才知道这六块石碑背后的故事。她告诉《联合早报》:“应该是在1980或1990年代,当时的理事长何顺结到吉隆坡交流,有人提及新加坡番禺会馆内有六块石碑,但是他在会馆服务多年却没见过。”

2006年出版的《新加坡番禺会馆128周年纪念·海外恳亲大会》特刊则记载,1993年何顺结一次阅读《泛马番禺联欢特刊》(1949年初版)时,方知会馆内有石碑。

第一组石碑的第二部分破损最严重,大部分刻字已难以辨认。(特约陈来福摄)

两种说法都难以考证。无论如何,何顺结出于好奇,仔细在会馆三层楼寻找,终于发现一楼后院有一堵墙摸起来粗糙不平。他于是用砂纸磨墙,果然发现“藏”有石碑。后来会馆请人将那层洋灰清除 ,六块石碑终于重见天日。根据推测,这些石碑应该是在二战时,被有心人士抹上洋灰,避免会员名字和会馆资料外泄,没想到这一封就是几十年。

记者原本希望直接向何顺结了解当年情况,但理事告知他已90多岁高龄,不再跟会馆联系。

“番禺会馆”金字匾额是孙中山得力助手胡汉民的墨宝。(特约陈来福摄)
孙中山画像相信是出自孙中山革命伙伴关愚先的儿子关中游之手。(特约陈来福摄)

盼公众从文物认识会馆

挂在番禺会馆门口的金字匾额,署名“民国十年七月,邑人胡汉民题”。番禺乡亲胡汉民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曾任广东都督等职位。匾额是他在1921年新馆开幕时赠予,弥足珍贵。会馆内还有一幅孙中山画像,署名“微笑中右画室”,相信是出自孙中山革命伙伴关愚先的儿子关中游之手。1928年关愚先逃亡到新加坡时,开设了微笑画室。

番禺会馆会长梁松光希望通过珍贵文物,让更多公众和年轻一代认识会馆。(特约陈来福摄)

现任会长梁松光(65岁)于2018年加入番禺会馆,2022年起担任会长。他说:“我是在加入后,才知道会馆的历史悠久,还有这么多珍贵文物,应该要传承下去。我们已请教专人,准备为石碑加上保护层,避免再遭破坏。另外,我们计划将文物及资料整理出来,希望以后可以陈列展览,也留给后人。”

2024年1月新春期间会馆举办两天开放日,向公众介绍匾额和石碑等文物。3月份会馆接待伟源中学320名中一学生,希望提高青少年对会馆的认识和兴趣。

番禺会馆(前排左起)财政胡慧仪、妇女组副主任关美霞、康乐主任关明霞、名誉会务顾问龙玉贞;(中排左起)理事许国威、会长梁松光、查账林振纲、总务梁福意;(后排左起)副查账林振永、交际叶国辉,积极贯彻番禺会馆“番禺人,真精神”的理念。(特约陈来福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