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伦哈克（Conrad Bornhak）进入了梁启超的视野。这位如今已被遗忘的德国法学家，在19世纪末曾风靡一时，以对共和政体的怀疑著称。

在他的理论中，国家权威高于一切，而君主制具有天然的优势。一个社会是由各团体构成，它们代表的不同利益必然导致冲突，必须有一个更高权威加以协调，君主轻易的扮演这一角色。而在共和政体中，统治主体的国家与被统治的人民融为一体，人民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因为缺乏一个超越性的权威，人民在种族、社会、宗教上的种种冲突，难以调和。共和政体需要国家有特别的结构，只在那种宗教一致、单一种族且社会团结的国家可能成功，比如富于自治传统与公益心的盎格鲁-撒克逊人。

共和制度似有一种天然的破坏性，政府本来的神圣性的被损毁，各种利益团体相互冲突，政治秩序再难维持。两种趋势随之而来，下层人民热心革命，最终获胜的却往往是特权阶层，他们无法恢复往昔的君主制，却带来一种民主专制。一种情况往往如此发生，一个魅力型的强权人物在军队的支持下掌权，他们知道合法性不能只依赖暴力权力，转身寻求公民支持。而人民出于对稳定的渴望，也投票给他。新独裁者还以宪法、国会来装饰自己，最终人们发现，在这种制度中，既没有自由，也没有稳定。法国与南美历史更表明，骤行共和政体，常导致灾难。

该是1903年末，梁启超读到伯伦哈克的论述。这位柏林大学教授在1896年出版的《国家论》的日文版，刚由早稻田大学出版。你可以想象，这理论给梁启超带来的冲击。他刚结束北美之行，在温哥华登岸时，他带着那么多信心，对海外团体的自治精神，对一个全球华人公司的期待，还有对革命的信心，在抵达旧金山后都消失了。最终，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此刻的中国人“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甚至“只能受专制而不能享自由”。

也借由伯伦哈克的理论，梁启超表达出对平民专政的忧虑。早君主专制政体中，大臣对君主负责，在君主立宪制中，大臣对国民负责。而在民主专制中，无人负责。也因此，梁启超日渐笃信，“因以习惯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安，因于革命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危”。

他知道这些观点的颠覆性，曾提倡破坏主义的他，如今承认中国没有共和传统，国民更缺乏训练。这自我否定，充满挣扎，“不禁冷水浇背。一旦尽失其所据，皇皇然不知何途之从而可也”。他也怀疑，自己是进步还是退步。他还是自辩说，自己最惯与舆论挑战，且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者也。这句将成为伴随他的终身名言——他总有种自我颠覆的倾向。

梁启超的转变，引发了漫长的讨论。“革命不得共和而得专制”，这一论题贯穿的不同时代，从《民报》上胡汉民、汪精卫的反驳，到1911年后脆弱的共和，历史似乎不断证明梁启超最初直觉的预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