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就知道了许倬云的大名。因为在美国只要是攻读中国史博士学位的，他的《汉代农业》都被列为必读书。我喜欢这部书，于是找来许先生的好几部著作阅读，如《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西周史》和《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等。我被他的渊博知识所深深折服。最受启发的，是他娴熟地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治史。从此，学贯中西就一直成为我在学术上努力追求的目标。那时候，只知道许倬云是匹兹堡大学历史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后来到了香港，在中文大学跟从金耀基教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有一次提起许倬云，耀基师说和他很熟，并说他每年都会来香港中文大学讲学。过了几个星期，许先生果然到了香港。我闻讯后就请耀基师的秘书帮我约了时间去拜访他。在许先生的办公室里初次见面。他平易近人，十分健谈，没有一点大师架子。许先生著作等身，除了专攻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之外，研究领域还涉及社会学、考古学、科技史、台湾史和中外历史比较等。他还对现实政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撰写了大量政论，结集出版的就不下十余种，在台湾舆论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知识渊博兴趣广泛
我好奇地问他何以有如此渊博的知识和广泛的学术兴趣。许先生就和我谈起自己的求学经历。无锡许家是江南世代的书香门第，其父藏书丰富，兴趣广泛。许先生幼年患小儿麻痹症而不良于行，就在家里杂读群书。抗战后，他在故乡的辅仁中学读书，这所名校聚集了一批饱学之士，曾培养出学界泰斗钱锺书、国际著名宇航学家唐鑫源和北大校长许智宏等12位两院院士。1948年底，他跟随父母到台湾，考取台湾大学外语系，第二年转入历史系，本科毕业后又读研究生。
当年的台大大师云集，使学生有更多机会去接触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学派，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课题。许倬云受校长傅斯年器重，跟李济学考古，跟李宗侗学古代史，跟董作宾学甲骨文，向严耕望、钱穆、沈刚伯等问学。许先生说：“那时台湾的研究生教育跟大陆不一样，不是一个导师带一个学生，而是由一个三到五人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共同指导。这样就给我一个相当大的刺激，因为几个指导老师的治学思路都不一样，他们在那里各讲各的，逼得我不得不思考，寻找自己的路子。”
后来他又到芝加哥大学去深造。这所世界顶尖的学府不在意你读什么系，学生的课程可以自己设计。在那里，许先生选课的范围包括经济学、中古史、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等。选读宗教学的只有他一个学生，老师照样认真上课。他住院开刀，教埃及古代史的老教授带着书到病床前去教，一边讲，一边讨论。听到这里，我就想：很多人在讨论现在的中国大学为什么出不了大师，但不是应该先问问中国大学有没有这样的教师吗？
修其他学科辅助历史研究
许先生说：“选修了那么多似乎和历史学不相干的学科，但我是拿历史当材料看，拿别的学科当工具看，这样就可以用各种工具处理材料。”许先生1962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1970年起担任美国匹兹堡大学史学系及社会系合聘教授，其间多次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杜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校讲座教授，著有专著十余种，论文百余篇。近年来，又经常在中国大陆讲学，被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授予名誉教授。他是海峡两岸和国际史学界公认的耆宿。听了他的自述，我才算是真正明白大师是怎样炼成的。
第一次见面聊天，许先生就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可以说是我研究历史的“一日师”。当然，后来我们的交往不少。我去学校上课之余，经常会去他那里拜访，聆听他的教诲。有一次，明报编务总裁高信疆听我说起许倬云在香港，就说和他是很熟的朋友，要我帮他约着一起吃饭聊天。记得参加那次餐聚的除了许先生夫妇外，还有耀基师夫妇和哲学家劳思光。我在他们中间算是小字辈了。眼下国人都喜欢议论民国范儿，其实大多是隔岸观花。在这几位大师身上才能感受什么是真正的民国学术。很多年过去了，当晚吃了什么佳肴美味早已忘记了，但大师们的风采则历历在目。
上一次见到许先生已经是20多年前了。我有事去台北，听说他也在，就打电话约了时间去看望他。言谈之中，他知道我跟随南怀瑾先生在学佛，就说怀师早年在台湾时，自己曾跟随殷海光去拜访过两次，因他的学问路子和南港不合而没有再去，但殷老师对他则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他把这段经历写进《许倬云谈话录》里，称南怀瑾是奇人，有一股吸引力。
怀师去世后，我去台湾和老友、中研院副院长王汎森博士聊天。他说，殷门弟子对这一说法大不以为然。我说，十多年前就听许先生说过，事后特地向怀师求证。老人家还兴致勃勃地回忆当年殷海光跟他学打坐的情景。这也算为我尊敬的许先生辨诬吧。
许倬云（1930-）
出生于福建厦门鼓浪屿，先天性肌肉萎缩导致手脚弯曲。1948年随家到台湾，1970年定居美国匹兹堡。学术代表作“古代中国三部曲”《西周史》《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是研究古代中国的典范之作；另有“中国文化三部曲”《万古江河》《说中国》《中国文化的精神》等大众史学著作。2004年荣获亚洲学会特别贡献奖，2020年获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终身成就奖，2023年获颁“2022-2023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大奖”，并在今年6月获颁唐奖汉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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