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象他们的会面。是福建官话与广东官话，还经常夹杂英文句，或直接就是英文？一个情绪激动，一个冷静吗？

一个是51岁的福建人，一个是39岁的广东人，前者体制内的失意者，从未获取他期待的功名与地位；后者则是公然的反叛者，他的头颅值10万金。但有一点是相通的，他们皆是此刻中国少有的先觉者，对于西方世界有着亲身体验与深切思考。

伦敦也是他们独特经验的塑造地。前者曾留学于此，并即刻以其洞察震惊了驻英公使郭嵩焘，也是在此期间，他放弃了对船舰知识的学习，转而沉浸于西方思想，认定这才是富强之源。而后者则因在此被绑架而声名大著，他不仅逃离了清使馆的羁押，还展现出一个伟大宣传家的特质——他即刻将以《伦敦蒙难记》为题书写了自己的经历，这旋即使他成为一名国际闻名的革命家与密谋者。

他们会面时，也就是1905年春天，二人都处于一个人生的晦暗时刻。出于经济压力，严复接受了张翼的邀请，前往伦敦参与开平矿务局的诉讼案。纯粹出于中国官僚系统的愚蠢与贪婪，这一重要矿务落入他国之手。但严复遂即发现，他一无可为，张翼更是个市侩小人。尽管他译介的《天演论》早已风靡，他的一系列译作—— 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到最近的甄克思的《社会通诠》——皆备受关注，但他始终有种失意感。这些民间舆论场的欢呼，始终不比体制内的认可。而孙中山也同样不如意。他刚刚结束了美国之行，尽管有致公堂的相助，这仍是个尴尬的旅程，他一直寄望的秘密社会，无法给他提供足够的金钱与力量上的支持。但孙自有一种不可救药的乐观，能将每一种可能当作新希望。自从成功从伦敦的中国公使馆逃脱，他的确被某种幸运眷顾，每一次失败的起义，都反令他的声誉跃升。此刻的他尚不知自己在留学生群体中正变成新的神话，他们将追随他。听闻严复也在伦敦，孙中山自不会错过相会的机会。

历史留下的记录过分简略，争辩、气氛都消失了，口语换做了书面语。对于中国变革，严复态度稳健，他相信它一连串彼此相关的变革，无法迅速解决，“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切实可行的方式，“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

孙中山只留下这简短一句，“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这也是那个时代的流行情绪，一切迫在眉睫，倘若你不即刻展开行动，都太晚了。而孙相信，排满时行动的捷径，创造一个明确的敌人，是汇聚反叛力量的最佳方式。他日后声名大著的三民主义，其实只民族主义、即种族主义，才是真正的推动力。

严复则对这偏下的民族主义倍感怀疑。在他刚刚翻译完的《社会通诠》一书中，英国政治学家甄克思将人类的演进分为蛮夷社会、宗法社会与军国社会三阶段，而宗法“未有不乐排外者……而自谓识时者，又争倡民族之主义。夫民族主义非他，宗法社会之真面也。”他相信，此刻的中国正处于宗法社会到军国社会的演进中，提倡民族主义无异于一种倒退。

历史曾证明执行者的成功，孙中山成为了民国之父，三民主义写入几代人的教材。但历史也证明了思想者的正确，革命后的中国陷入新的混乱，几经各种主义的尝试，严复对于民德、民智、民力的坚持，仍适用于此刻的中国。你也不免感慨，你愈沉入“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焦虑，愈可能制造新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