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既然有了良好的开端，我就不想和职业艺伎或女老板多佳说些无关痛痒的客套话……我不是你的老师，也不是你的师傅，我本来可以和你保持一种礼貌的、不带任何感情的关系，这对我来说毫不费劲。但不知为何，我不想和你如此交往。我无法克制地相信，在你本性之下隐藏着一些美好和仁慈。我说的这些话未免粗鲁，希望没有冒犯你。请务必认真对待我。”

这是1915年，夏目漱石在致矶田多佳的信中如此写道。后者曾是著名的艺伎，如今则是一家茶屋的老板。她开朗、机智、迷人，还擅长净琉璃。她与不少作家相熟，比如幸田露伴、谷崎润一郎。而这年春天，他招待了自东京来的夏目漱石，此刻全日本最知名的作家。

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从未想过会读到夏目这样的信件。在我印象中，那个歪着头、心事重重的大作家，总有点严肃、无趣。他还总被疾病困扰，不管精神的还是肉体的，总面临某种崩溃。是的，他在《我是猫》《哥儿》中充满俏皮，但他似很难把此带入生活中。他的家人、朋友们，常被他摇摆于两极的情绪弄得不知所措。

他摆脱不掉的神经质式的紧张感，也让他难与他人相处。他的拘谨与盛名，也让他很难真正放松自己。他在小说中抱怨妻子，但从未传出任何绯闻。连他小说中的情欲，也总是淡淡的、朦胧的、若即若离的，你搞不清，这一切真的发生了吗？

但这封信里，他却如此直白，并放下自尊。传记作家没有找到矶田多佳的回信，也没有证据夏目又继续写了信。多半，大作家没有收到期待的反馈，并对自己的行为深感不安。

这个插曲却拉近了我与夏目漱石的距离。所有的国家都有其奠基性的作家，他们的写作呈现了民族心理，塑造了时代精神，并穿越时空。对于后发展国家，这更为显著，人们需要敏锐灵魂来确认他们的存在，戳破幻象。在东亚，夏目漱石与鲁迅，正是最佳例证。

但不知为何，我很少被夏目漱石的写作征服。或许是翻译的原因，他的日语创新经过转移，失去了那股味道。更可能，我对那种细微又淡然的心里探寻缺乏感受，你必须打开全部感官，才能探测到在淡然之下那种深深的绝望。或者，我就是对这种情感方式缺乏洞察。我总更着迷于作家与时代的关系，他对时代的洞察，批判时代的努力，但在夏目这里，时代总以隐隐的方式浮现。它重要，却不比人心内在的惯性、波澜与深渊重要。

但这封短信，却给我了理解夏目漱石的新气口。他那常年掩饰在平静下的波涛汹涌。我也有了重读他的热忱。他在49岁时离去，也正是我此刻的年纪。我们是另一种同龄人。带着这个视角，我或许重新发现这位伟大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