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是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一员。

《后汉书∙马援传》载:“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 《新唐书》又曰:“马者,国之武备,天去其备,国将危亡。”可见马对于中国古代帝国而言,何其重要。马是古代军事重要装备之一,木兰替父从军,首要事便是“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

古代的邮驿系统更是离不开快马,中国甘肃省博物馆馆藏的一块魏晋时期彩绘壁画砖《驿使图》,寥寥数笔,生动再现1700多年前,丝绸之路西北边疆驿使驰送文书的画面。马还是原始部落大迁徙的运载工具,更是七世纪兴起的茶马古道上马帮赖以生存的贸易闯荡伙伴。

古代名马多为纯色马种

中国疆域辽阔,气候环境多样,所以不同马种都能找到适易生存之地。历代统治帝国所掌握的马匹,除了承自于已倾覆的前朝马匹,以及来自征战四夷的战利品和贡品,还有结姻请婚贡献的马群,以及这些马种之间杂交的后代。

中国古代名驹似乎并非仅以品种而论,却多为马主及传奇故事而一同千古留名,且多以马的毛色命名。如楚霸王项羽的通体黑缎般油亮的乌骓宝马;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的红色烈马;李世民的昭陵六骏等,还有拔汗那国曾向唐玄宗贡献的六匹汗血宝马,也分别以赤、紫、绯、黄、丁香和桃花叱拨(叱拨为粟特语,指四足动物)为名。这些大多都为纯色马,或类似于极为少见的“朱鬃”白马的周代马遗种。

伯乐《相马经》有言:“马白额入口至齿者,名曰榆雁,一名的卢。奴乘客死,主乘弃市,凶马也。” 其所说“的卢马”,就是一种额头上有白色斑块的马,用大白话讲,这种马,“谁骑谁死”。

《三国演义》中,刘备把自己的“的卢马”赠与凤雏庞统后,果不其然,随后庞统便不幸被乱箭射死,“的卢马”也踪影全无。可见,有斑之马乃不祥之马也。或许这也是导致中国古代正史中斑点马的记录极为少见的原因之一。

斑点马曾在欧洲盛行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以下简称亚博)的海上贸易展厅内,展示着一件组合香薰炉,其中的瓷马,烧造于康熙朝1700年左右的景德镇,白底黑斑,有意思的是并非中国历代帝王将相喜爱的纯色马。

该匹瓷马飘洋过海,在洛可可风格鼎盛时期的18世纪中叶,经法国艺术家天马行空的创意,把该瓷马与两枚江户时期的日本小漆杯及一株天然红珊瑚,采用卷叶状铜鎏金工艺,巧妙地组合在一起。这其中的黑色斑点马,到底是因为当时的景德镇工匠见过或仅是脑洞大开制作的“现货”,还是按外商采购要求的外销瓷“期货”?

洛杉矶盖蒂博物馆珍藏荷兰艺术家保卢斯‧波特的油画《花斑马》,创作约于1650-1654年。(互联网)

斑点马在此时的欧洲曾一度盛行,它们被用于欧洲皇室贵族的坐骑和马车。 16至18世纪欧洲绘画中也有着不少斑点马的身影。现由洛杉矶盖蒂博物馆(J. Paul Getty Museum)珍藏的荷兰艺术家保卢斯‧波特(Paulus Potter)油画《花斑马》(The “Piebald” Horse),令人印象极为深刻,该画作创作约于1650-1654年。

景德镇外销定制瓷

1600年起,英国、荷兰等各西方东印度公司纷纷开始在广州设置办事处,从此可以更方便快捷地向中国窑厂转达来自欧洲的订单。美国阿肯色大学荣誉教授罗伯特∙芬雷(Robert Finlay)曾著书道,自17世纪中叶,中国外销瓷大批量生产,为西方度身订造的瓷器也越来越多,而且订单内容除了餐具、茶具等外,可谓五花八门:假发架、书柜、有盖便盆、刮须小盆、漏勺、花盆、手杖柄、芥末瓶、盐罐、餐叉柄、酱汁容器、乳酪篮、布丁模型、冰镇器等,简直没有烧制不出的花样。

亚洲文明博物馆展示17世纪景德镇烧制的啤酒杯,相信是根据荷兰商人提供的炻器或木制原型而作。(作者提供)

中国工匠鬼斧神工,善于仿制客商要求的任何东西。这些定制瓷所用的样板,除了由欧洲商人提供的纹样或图案外;还有着色木制模型;也有银质但多半是锡镴质的样板;或索性拿了釉陶原件。例如同样在亚博展示的于17世纪景德镇烧制的啤酒杯,据馆方介绍,相信是根据荷兰商人提供的炻器或木制原型而作。由此可见,组合香薰炉瓷马很大可能也是依据欧洲来样定制的。

广州的瓷器贸易

乾隆22年(1757年),清廷只允许广州成为唯一准许进行海外贸易的港口。外国商船抵达广州后,押运员便根据“购物单”去采购货品。其中订造瓷器最为繁复,一是需要时间制作;二是因工匠的错误理解,拷贝也会走样,亚博就珍藏有一枚令人莞尔一笑的错版纹章瓷盘。

因此,索性后来就在广州设立工场,由景德镇运来素瓷,就地加上彩绘装饰。或许这匹瓷马上的黑色斑点,就是在外商的直接指点下绘饰后再次烧制而成,也尚不可知。不过,这匹黑色斑点瓷马风格,明显有别于无论是以鲜红、粉红和绿色为主的早期“广州珐琅瓷”,还是后来采用大量描金的“广彩”。

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叶,很多中国和日本制作的外销瓷到达欧洲后,被镶嵌上了金、银等贵金属作为装饰。法国尤盛,随着铜鎏金技术的发展,华丽繁复的铜鎏金装饰与精致典雅的中国瓷器完美结合,与当时法国宫廷奢华的室内装饰风格融为一体。正如本文的主角——康熙朝的斑点瓷马,就被镶上了鎏金铜托架。

亚洲文明博物馆珍藏一对镶龙蓝釉瓷罐;瓷器制作约1736至1745年,铜鎏金配件制作约1745至1749年。(作者提供)

亚博另有一对乾隆年间制作的蓝釉瓷罐,到了欧洲,瓷罐口沿和底座同样被镶上了铜鎏金装饰,高度展现东西方极致工艺的完美交融。

此外,欧洲艺术家对中国运来的素瓷进行再加工也曾一度流行。经过这样的修饰,非但不是“画蛇添足”,而恰是“神来之笔”,它们为外销瓷的历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匹瓷马上的黑色斑点或许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被加上去了。

综上所述,身为对文物研究的热爱和求知若渴,虽喜“刨根问底”,但自知与专家之“鞭辟入里”,不可同日而语。这些外销瓷里包含着巨量信息,它们不仅兼不同文明之包容,汇各种艺术之灿烂。从这匹小小瓷马中,便可浅剖历史之脉络,粗窥清代外销瓷之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