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河仿佛有两次生命。我看到它的今生，也见过它的前世。
1951年，我在新加坡河畔出生，在这里生活了18年。1968年，在新颁布的土地征用法令下被令搬迁。从此，这里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天经过哥里门桥（Coleman Bridge），恍如穿越时空。旧家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高达30多层，外墙装有蓝色落地窗的水仙门中心（High Street Centre）。对岸当年那座两层旧仓库被拆除后，也改建成一座商业与公寓高楼河畔廊（The Riverwalk）。
河岸昔日都是旧货仓，现在全改建为餐馆、酒吧和咖啡馆。曾经河里来回穿梭的驳船不见了，偶尔有一两艘观光船缓缓驶过。
从前站在桥上，第一眼便看到维多利亚纪念堂屋顶的大钟楼。大钟楼仍在，却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反而是远处的摩天大楼，尤其是那座看起来像艘大船的滨海湾金沙，从老远把路人的眼球给牢牢吸引住。
新加坡和许多大都会一样，起源于有河流的地方。
1819年，莱佛士爵士发现新加坡时，管辖这座小岛的柔佛王朝天猛公与家眷就住在河畔的村落。莱佛士登陆后，便与天猛公签订协约，允许英国人把新加坡发展成自由港。
随着自由贸易的发展，大批商人和劳工涌入新加坡。我们的祖辈正是在那时，从中国、印度、欧洲等地远渡重洋来到这里落脚，奠定了今天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社会基础。英国人凭借新加坡的优越地理位置，配合印度、马来半岛和北婆罗洲等殖民地据点，扩展在远东的政治和经济版图，也把他们的行政管理系统和城市规划模式带到这里。
散步到维多利亚纪念堂
我的旧家位于埃尔金桥（Elgin Bridge）和哥里门桥之间，是新加坡河畔最繁忙的地段。每天河里驳船往来不息，把停泊在红灯码头外大轮船上的货物运送到这里，由起重机和码头工人装载到卡车，送往仓库。有些卡车则把商家出口到外地的货物运来，也由起重机和码头工人卸在驳船上，由驳船载到大轮船运出海外。
每天傍晚，父亲会带我到住家附近散步。我们越过马路，走几步就到维多利亚纪念堂。第一次在那里看到莱佛士铜像，父亲便向我讲述莱佛士发现新加坡的故事。
莱佛士卸任前把天猛公官邸村落迁到花柏山下，再将新加坡河周边发展为政府行政中心。圣安德烈路大草场前，政府大厦和高等法院并排耸立，附近还有市议会（旧国会大厦前身）、维多利亚纪念堂、国民登记局兼移民与关税局（设于皇后坊大厦内）。
大草场对面是伊丽莎白女皇步道，海风拂面，树影婆娑。许多家长每天带孩子来这里散步、纳凉。孩子们在花圃间奔跑，在阵亡战士纪念碑和林谋盛烈士纪念塔前的石阶上跳跃。这群经历过战火洗礼的年轻父亲，每天带着随战后婴儿潮出生的孩子，准时在这里出现的一幕，映照出一个时代的面面观。
草场两端各有一座上流社会的休闲俱乐部，一为新加坡板球俱乐部，一为欧亚族商人成立的新加坡康乐俱乐部。会员多是殖民地高级官员、法官、律师及商界要人。白天，草坪上常有人在烈日下打板球，傍晚则有橄榄球、垒球、曲棍球比赛，吸引附近居民前来围观。
上流社会人士频繁出入，带动谐街（High Street）和桥北路一带的时尚消费文化。这里有许多服装店、钟表店、珠宝店、精品店。欧罗拉百货公司是著名的高级商场；美罗、英宝良等品牌也先后在这里开业。附近有两家欧式酒店，靠近谐街的是雅达辉酒店，再往前是莱佛士酒店，不远处的首都戏院专放映西片。
平时来这里光顾的顾客多属洋人或上层阶级人士，然而每到农历新年，我也会和母亲和姑姑们来这里买新衣新鞋。父亲还常带我到首都戏院看电影，我们在这里看过的影片不计其数。
桥北路的学术氛围
靠近勿拉士峇沙路是英殖民地政府当时资助创立的莱佛士书院，培养无数政商界文书人员与管理精英。许多教会也开办英文书院，如圣约瑟书院、英华学校、圣尼格拉女校、圣玛格烈学校等。圣尼格拉女校当时开设华文课程，而设在奎因街的公教中学虽是传统华校，却提倡中英并重，培养出不少双语精英。
由于学校聚集，附近的桥北路、勿拉士峇沙路和史丹福路，涌现许多中英文书店，使小坡大马路（桥北路的俗称）弥漫着浓厚的学术氛围。
过了埃尔金桥，对岸大坡大马路（桥南路的俗称）和二马路（新桥路的俗称）的规划则截然不同。
从河口的安德逊桥（Anderson Bridge）到埃尔金桥的南岸地段，打造成商贸金融区。这里聚集许多银行、金融公司、货币兑换商、船务公司、保险公司、会计楼、律师楼，以及经营国际商贸的外国商行。这些企业在此落户，是为了服务新加坡每天进行的转口贸易活动。
为方便起见，人们通常都住靠近工作地点。这一带的民居范围，从大马路延申到二马路。随着民生需求增多，各类批发、零售和服务行业随之兴起。
戒备森严的监狱
人口聚集，带来治安需求。靠近牛车水余东璇街后面的珍珠山，当时是警察巡逻车队的总部；桥南路芳林公园对面是中央警察局。中央警局对面是审理小案件的警察法庭，而更严重的案件，则由位于合洛路的初级法院处理。许多人或许不知道，新加坡中央医院对面的欧南园地铁站前，曾是一座戒备森严的监狱。
很明显，英殖民地政府当年规划这座城市是为了把它发展成自由港，扩展他们在远东的利益。而我们今天看到的新加坡是被迫独立后，为了生存而奋力求变的结果。
我很幸运，从小在新加坡河畔长大。这里当时是新加坡唯一的市镇，我每天在这里看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相互交织，构成新加坡独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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