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智社中，汪兆铭接触到卢梭的《民约论》、赫胥黎的《天演论》与亚当·斯密的《原富》。这是1902年的广州，你很难想象，这些异域、且经过转译、篡改的欧洲思想家，会在这华南潮湿的空气中，给一个少年人的头脑带来怎样的冲击。

出生于1883年的汪兆铭，有一个过分不幸的童年。他13岁丧母、14岁丧父，随同父异母的长兄汪兆镛生活。汪兆镛曾求学于著名的学海堂，亦以诗才闻名。但他的职业生涯乏善可陈，一直以游幕为生。汪兆铭也因此辗转广东各地。他也受到长兄诗才的影响，对诗歌兴趣浓厚。

尽管清帝国已摇摇欲坠，汪兆铭还是参加了科举考试，不仅通过番禺的县试，还在广州府试中被录取为“府案首”。他也因此进入传统的文人圈，还被广东水师提督李准聘为家庭教师。也是这位李准日后虽屡经革命者刺杀，却最终成为辛亥革命的支持者。

不幸仍接踵而至，汪兆铭的三哥、二哥又先后去世，他要承担嫂子与侄儿的赡养。所幸，他也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其中就有仅比他年幼两岁的外甥朱执信。在豪贤街西庵书院，一群少年创办了群智社，取来家中的藏书，并集资购买各种新书刊，相互传阅。

这也是20世纪初中国的新现象。从甲午到庚子，接连挫败令年轻一代对新思想、新事物倍感兴趣。但除去“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些朗朗上口的口号，他们真的能理解这些复杂、陌生的新思想吗？这也意味着一整套词语、概念、思想方式的转变，除去兴奋，更有迷惑与错乱。在一张合影上，满脸稚气的群智社成员们并排站立，皆长褂、头顶辫子。东京则是他们心心念所地，那里正成为新思想中心。广东新会人梁启超，则是这股思想浪潮的开创者。

1904年，汪兆铭考取官费留学名额，前往日本。一同考取的除了朱执信，还有胡衍鸿。胡比汪年长四岁，也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出任过报馆记者、中过举人。因挚友史坚如的殉难，走上革命之路。早在1902年，他就前往日本，并因成城事件退学。如今，他再度前往东京。他们都进入了法政大学的速成班。它专为不断涌来的中国留学生所设，日本教授采用现堂翻译，令学生绕过语言障碍，迅速消化知识。

在东京，汪兆铭感到扑面而来的新气氛。他成了西乡隆盛、胜海舟的推崇者，他们是明治维新的英雄。他也发现，日本人是如此爱国，恰逢日俄战争，如果窗外报童摇铃叫卖“号外”，教授会停下授课，买一份报纸跟踪战况。更重要的是，他意识到浪潮再度变化。经由拒俄运动、苏报案，留学生们的反叛意识被迅速激发出来，满洲政权变成无能、专制的象征，一个需要被推翻的对象。昨天还是青年偶像的梁启超，似乎突然变成了保守的象征。访美归来的梁启超，怀疑中国是否适合一个民主、共和政体，也对中国青年日益激进的态度深感不安。

据说，汪兆铭曾去横滨拜会梁启超。因种种偶然，二人未曾会面，前者将此视作后者的傲慢。更富吸引力的偶像也出现了。1905年，另一个广东人孙中山返回东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欢迎。集体激进化的留学生渴望一个激烈的革命领袖，而非温吞吞的维新者。

汪兆铭找到了某种召唤。他与胡衍鸿很快就成为孙中山最热烈的追随者。当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创办时，他们则立刻形成了一种智识上的合作者。孙中山提出主张，汪与胡则将其变成更系统、富有学理的论述。这两个年轻人也启用了新名字，前者称自己是汪精卫，有一种精卫填海式的悲情，后者则是胡汉民，宣扬自己的汉族身份，而非满人统治的臣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