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们喝掉整整一瓶轩尼诗XO。

它的味道以及瓶身曲线，也是香港美好岁月的象征。谁能料到，这个冷战前沿的港口、挤满难民的城市，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它实现了工业起飞，接着又成为金融中心。更惊人的是，它曾被嘲笑为文化沙漠，它的武侠小说、电影工业、流行音乐、电视剧集、杂志报纸，不仅成为海外华人世界的文化来源，更塑造了重新开放的中国。

在多年的禁锢之后，中国人发现自己似乎丧失了一切。他们需要学习听什么音乐，穿什么衣服，如何去恋爱，怎样品尝一道菜……一大群香港人曾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

2016年，见到蔡澜时，这年代已逝。对于年轻一代的中国人，香港早已失去那个神奇的光环。这个城市也为自己的新身份挣扎——它未能实现曾经的期待，甚至在迅速失去自己的独特性。

我对那个黄金时代念念不忘。时年74岁的蔡澜似乎是通向那个时代的捷径。从他的人生经历中，你感觉一切皆有可能，在一个充斥过多痛苦、折磨的中国世纪，他却如此逍遥、快活。

我深知自己的局限。我缺乏日常生活之乐。我从不理解“食不厌精”，也不讲究酒的年份、产地，唯一让我在乎的是气氛，在仰光街头伴着缅甸啤酒，吃一碗牛肚，在亚历山大城的楼顶餐馆尝到了剁椒炒鸡蛋，都是我难忘的美食记忆。我太被观念所吸引，总想寻找平常事物背后的逻辑与意义。

来见蔡澜时，我甚至带着一个加缪式的论断。这位英俊、早夭的法国作家曾说，一个感官主义者，必定也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一颗敏感的心灵，必然是同时对食物的味道、女人的香气与他人的痛苦开放。而蔡澜，这个倜傥的美食家、电影制作人、专栏作家，被公认为华人世界最令人羡慕的享乐主义者，该怎样面对自己的道德困境？倘若生活在一个充满了不公不义的时代，享乐意味着反抗还是逃避？

我想，这种问题意识令人不安。穿过九龙城的菜市场时，我刻意问了他一些关于蔬菜、活鱼与鲜肉的问题。很有可能，他看出了我的不自在，转而和我谈论他父亲参与北伐的经历。所幸，我们很快就来到楼上的大排档，相隔一炉火锅两杯酒下肚之后，我的顾虑一扫而空。

我忘记了谈话的内容，只记得情绪迅速亢奋起来。我感到自己几乎要飞起来，头痛如兴奋一样，同时扩散。而蔡先生，仍保持着他老派绅士的风度。我追问他关于这欢愉的代价，或是痛苦的不可避免，亦或是如何与不可抗的时代力量共处。他却总是四两拨千金，似乎修炼了思想的轻功。我记住了一句，他会把所有的痛苦锁进箱子，沉入海底。

听到蔡先生离世的消息，我想起这次会面。九年过去了，香港与中国大陆再度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我也日益意识到人生之无常与无奈，在很多时刻，你并不想去理解自己的时代，只想逃入片刻的休憩与欢愉中。我想，倘再有机会与蔡先生打边炉，我定会抛掉历史、时代的话题，那些私人情绪、个人细节，更值得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