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陷共初期，我的朋友沈君山留在广州读岭南大学，后才辗转来台。我问他，当时陈寅恪正在岭南任教，认识他吗？沈说不认识，但是“有人告诉我，那座小楼里有个老教授，学问很大”。那时沈君山只是青稚期的大一学生，离后来成为“才子”和清华大学校长还有很长一段路，他不认识陈寅恪不足为奇。不过那个“老教授”的确“学问很大”。
陈寅恪家世显赫，祖父陈宝箴官拜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为诗文名家。因家学渊源，他早年就打下国学基础，后来留学日本、德国、瑞士、法国和美国，具备了阅读英语、法语、德语、日语、蒙古语、藏语、满语、梵语、巴利语、波斯语、突厥语、西夏语、拉丁语和希腊语等十多种语言的能力。
最使人想不到的是，陈寅恪负笈四海，学贯东西，却连一张毕业证书都没有。
因为他“贪得无餍”地想多听名师讲课，多读名著，而不愿困守在一篇博士论文中。幸而那个年代重学识胜于重学历，他1925年回国，吴宓主持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他受聘为四大导师之一，另三人为梁启超、王国维和赵元任。1928年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他为中文、历史两系教授，又在北京大学兼课，且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第一组主任。他的学问受到学界普遍的肯定与尊敬。
他在清华、北大开课，当时名家如吴宓、朱自清、冯友兰都来旁听，他被称为“教授的教授”。姚从吾说：“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在西南联大时，自视甚高的刘文典认为联大文学院真正的教授只有“两个半”，陈寅恪是其中的一个，他自己只能算半个。
为王国维撰碑文
虽然陈寅恪的学养和著述都令人称道，但大家最敬仰他、也是最耳熟能详的，还是他在王国维纪念碑文的两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为学和做人的标竿，巍然树于天地，立懦廉顽，垂为典范。
王国维，字静安，精通英、德、日文，是连接中西美学的大家。生于1877年，自认“前清遗民”，曾应召任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也就是皇帝的老师。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有遗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有人指其为“殉清”。1929年清华研究院树碑纪念王国维，陈寅恪撰碑文：
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辞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抗日战争爆发，其父陈三立忧愤死，陈寅恪悲伤过度，右眼失明。他携眷流亡，先后在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1945年左眼亦失明。
胜利不久又有内战，1948年底，共军进逼北平，蒋介石总统派飞机抢救北平学人，他和胡适同搭最后一班飞机到南京，第二天到上海转往广州，任教岭南大学，经中共“院系调整”，并入中山大学。他晚年一直都在中大，直到逝世。
不愿随国民政府富泰
陈寅恪为什么不像胡适和傅斯年一样，随国民政府到台湾？这是有蛛丝马迹可循的。
据留在大陆的史学教授邓广铭等人的回忆，陈寅恪曾表示：“我不怕共产主义，也不怕共产党，我只是怕俄国人……。我去过世界许多国家，唯独未去过俄国，只在欧美见过流亡的俄国人，还从书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国沙皇警探的，他们很厉害，很残暴，我觉得很可怕。”
另据陈寅恪的学生、也是他清华的助教浦江清回忆：“那时候左右分明，中间人难于立足。他不反对共产主义，但他不赞成俄国式共产主义。我告诉他，中国共产党人未必就是俄国共产党人。学校是一个整体，假如多数人不离开，可保安全，并且可避免损失和遭受破坏。他认为我的看法是幻想。”
既然陈寅恪对中共怀有戒心，为什么没有到台湾呢？有谓，他并不欢喜国民政府，认为“九一八事变”，政府没有抗日；而对蒋介石行事的专断，也甚不满。
1940年陈寅恪到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会议，因蔡元培辞世，选举新院长，蒋介石设宴款待全体评议员，并讲了话。陈寅恪会后赋诗：
《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
自笑平生畏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 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 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 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
陈寅恪把诗寄给他的好友吴宓，吴曾有注：
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寓俞大维宅。已而蒋公宴请中央研究院到会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
尤有甚者，中研院选院长，按规定，由评议员选出三位候选人，报请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圈选一人。正当选举即将开始，蒋忽然下条子，要大家举顾孟余出任。陈寅恪觉得蒋的行为破坏了规则制度，非常不满，当即表示自己只投胡适的票。
这些都可能是陈寅恪不愿随国民政府赴台的原因。但是，他的选择却害苦了自己。
陈寅恪也许觉得他若不过问政治，躲在自己的书房里，应该还能过着青灯黄卷的岁月。而且，他也真是这样做了，在岭南他完成了几部著作，其中有著名的《柳如是别传》。一位大学者为一青楼女子写传，恐亘古未有。人谓陈写此书，乃“别有怀抱”。他虽想远离政治，但政治却放不过他。北京一直想请他回去，作为新政权对学界的号召。只是他不愿被作为工具，先是婉拒，最后生气了，变成峻拒。
坚持学术自由
1953年中国科学院设历史研究所，下属三个所，第一所（上古史）由院长郭沫若自兼所长，第二所（中古史）所长陈寅恪，第三所（近代史）所长范文澜。当年11月，曾是陈寅恪门生、时任北大历史系副教授的汪籛（jiān），奉命到广州，促请陈寅恪北返受职。陈晚年的悲剧即由此开始。
11月21日晚，汪籛将郭沫若的信转交陈寅恪。22日晨，陈寅恪即作答复，可见早胸有成竹，由陈夫人唐篔（yún）执笔书写，提出了担任所长的两个条件：
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所谓“毛公、刘公”，即指毛泽东与刘少奇。陈寅恪让唐篔将这两个条件写于纸上，让汪籛带回北京，以示并非空口无凭。
当时曾任陈寅恪助理的冼玉清与黄萱在场，她们一致劝陈寅恪没有必要用这样口气，陈寅恪倔强地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黄萱问陈寅恪：“如果答应你的条件你又怎么办？”陈回答：“那我就去，牺牲也可以。”冼玉清再劝陈寅恪不必如此，陈寅恪说：“我要为学术争自由。我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
汪籛忠实而客观地记录下每个人的原话，成就了一段惊心动魄的文化史诗。
汪籛所记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谈话内容：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他是二陈（编按：指陈果夫和陈立夫）派去的。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
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写王国维的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一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
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乃以见其独立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碑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是，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带去给郭沫若看。
被红卫兵抄走书籍文稿
1962年，陈寅恪在浴室跌跤，右腿折断，身体江河日下。文化大革命发生，红卫兵冻结陈寅恪夫妇工资，陈被多次要求写书面检查交代，他声明说：“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红卫兵洗劫，他有诗自哀：“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造反派将大字报贴满了他家墙壁，甚至贴到卧室，贴到枕头边。还把喇叭设在他床前，“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
在那个举目所见尽是人性残酷面的岁月里，陈寅恪还是得到一些尊敬与温情。
在清华国学院师从陈寅恪的第二届毕业生刘节，时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因为成分问题，政治上过不了关，有人暗示他批判其师陈寅恪以自保，他拒绝。
后红卫兵斗争陈寅恪，他挺身而出，代陈接受批斗。他说，“我的学问远不及我的老师，今天我能替代他是我的光荣。”在政治混局里，刘节逢年过节仍去拜候老师，甚至行跪拜礼。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因心力衰竭且骤发肠梗阻麻痹逝世。11月21日，唐篔亦逝。
陈寅恪虽然对国民党有所不满，但对共产党戒惧也深，他究竟有没有想离开大陆到台湾的念头？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曾经根据陈寅恪晚年所写《论再生缘》，认定他是未能逃离中国大陆，以至受困岭南。他说：“陈先生决定留在广州不走，是因为他觉得已无地可逃……但是避地海外的念头有时也会在他的脑海中一闪而过……1949年1月在从上海到广州的船上，他有诗句说‘避地难希五月花’……这至少表示在他的观念中，到海外避难也不是完全不能考虑的。”
最后，直接的证据找到了，一份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名义发给台湾警务处的电报底稿，由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以毛笔书写：“查本所专任研究员兼第一组主任陈寅恪先生自广州携眷来台工作，兹附上申请书四纸，敬请惠发入境证是荷。”时间是民国38年5月31日。
阴差阳错，岂仅是陈寅恪个人的不幸，也是中国学术界和整个国家的不幸。
自冰心和巴金于1990、2005年先后谢世，因政权更替而留在大陆的顶尖学者，已凋零殆尽。如今数风流人物，能看今朝？
陈寅恪（1890－1969）
生于湖南长沙，字鹤寿，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东方史学家。其史学脱胎于乾嘉考据学，著《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与钱穆、陈垣、吕思勉并称为现代四大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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