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之见，近乃日甚，无定体也，无休止也。前之所为者本新也，自今视之皆旧也；人之所为者本新也，自我视之皆旧也。于是舍旧而谋其新，再越一时、再历一人，则见适间之、舍旧某新之种种，又皆旧已！于是又谋其所谓新者，纷更烦扰，将不知何时、何地为得新之止境也。”

在阅读一篇关于科举废除的论文时，这段引文吸引了我。它来自袁金铠的日记，写于1909年夏，彼时，39岁的他正投于盛京将军赵尔巽门下。他对于新与旧的感慨，正是20世纪初的普遍情绪。

在描述晚清最后十年的历史时，人们常以清王朝之腐败、无能、列强之咄咄逼人、革命党之兴起为视角，却很少人将目光投射于士大夫的内心。面对一个充满不确定、变化接踵而至的世界，他们如何慌乱不堪。你可以想象，你在四书五经、八股文中，已经耗费了半生，突然要求你面对经济、政治、立宪、化学、物理这些新概念。你又认定，这些新概念不仅是知识上的兴趣，更与国家存亡相关。你渴望速成，越想速成，往往欲速不达，新与旧裹成混乱的一团。

一种简单、粗暴的二分法也就此形成。新与旧、西与中、今与古，都变成了紧张的对立关系。历史则一条线形，它有着明确的方向。于是，为了支持一方，就必须否定另一方。在慌乱中，做出判断与行动。而愈是慌乱，愈渴望一个明确口号与主义，愈需要创造一个明确的敌人。当一个明确的敌人被推翻后，慌乱并未稍减，反而更生焦躁。

1990年代进入大学的我，也仍深受五四一代的影响下。他们的言辞、思考方式，塑造了我对世界的最初思考。“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同样的，“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这段陈独秀的话，那股打破旧世界的青春冲动，曾让我热情难耐。

在袁金铠与陈独秀之间，你看到一个日趋激进化的思想趋向。这趋向贯穿一个世纪，也作用于我身上，甚至内化成思想方式的一部分。

过去一年，人们对于AI的热情，常令我想起一个世纪前中国读书人的感慨。一方面，你感到呼啸而来的兴奋，人们似在畅想一个升级的文明体的出现，技术爆炸将把我们拖入科幻小说的世界；另一方面， 我强烈地感觉到思想与价值的混乱，我们似乎还未搞清楚一个现代中国、一个现代人的模样，就准备要大踏步进入一个后人类的世界了。一位晚清御史曾感慨，“新学盛行，固富理想，然予终觉旧学深切有味”。而我最近常有相似的感慨。那些19世纪的小说、20世纪的散文，一部老电影，竟更显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