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铁蓝线（DT3）的山景站出口外，巴士候车亭旁，竖立着一个不起眼的标识板：华莱士小径（Wallace Trail）。这里是它的起始点。沿着树林子的山路，不必一个小时，就能走到牛乳场自然公园，那里有一座昔日养牛棚改造的华莱士教育中心（Wallace Education Centre）。在布朗山附近，还有一条1954年命名的华莱士道（Wallace Way）。这些地名，是岛国对一位非凡灵魂——自学成才的博物学家、地理学家、人类学家、探险家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的纪念。
而在小径旁，一个简介他生平的标识板，配图却是一张看不清楚的，模糊的照片……
谁是华莱士：大事记——
1823年：出生于英国乡下小镇。排行第八。因家境贫寒，只受六年教育，14岁辍学。在伦敦担任兄长测量助手期间，他掌握了绘图技艺，并对植物学萌生浓厚兴趣。期间，他曾聆听空想社会主义学家罗伯特·欧文的演讲，播下了社会思想的启蒙种子。
1844年：在一所学校当教师，结识了英国昆虫学家亨利·沃尔特·贝茨。在贝茨的引领下，他走入蝴蝶与甲虫的斑斓世界，点燃了他毕生对昆虫采集的热情。
1848—1852年：他和贝茨一同到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采集热带昆虫标本。此后多年他成了职业的博物采集者并靠出售标本为生。
1853年：在从南美归航途中，他乘搭的船只着火，沉没！人虽脱险，而除先前寄回英格兰的少数材料外，其他收集品悉数损失。同年发表《亚马逊河和内格罗河旅行记》。
1854年：4月18日从伦敦来到新加坡，在武吉知马路9英里的圣若瑟天主教堂的小舍落脚，逗留了几个月，并在附近采集标本。11月转移到西婆罗洲。
1855年—：此后在马来群岛行走，采集，考察历时八年，行程长达1.4万英里（约合2.3万公里）。足迹遍及群岛里每一个重要的岛屿，收集超过12万种生物标本用于研究和出售，并撰写了大量关于动物学的文章。发表于1855年的其中一篇，敏锐指出：新物种的出现，在空间和时间上都与先前存在的亲缘物种紧密关联——进化思想露出了苗头。
1858年：2月，他在摩鹿加（又译马鲁古）特尔纳特岛时患严重的疟疾，高烧迷离之际，早年阅读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理论碎片在脑海中碰撞。“最适者生存”的灵光如闪电般击中了他！他挣扎着写下论文《论变种极大地偏离原始类型的倾向》，提出以自然选择原理来说明物种的起源。随后把文稿寄给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年–1882年）。达尔文收到信件，震惊不已。他在转寄给地质学家莱尔的信中写道：“我从未见过如此惊人的重合！华莱士所用的术语，恰恰出现在我文章的标题里……”
7月1日，他的那篇论文，和达尔文一起，以“达尔文-华莱士联合论文”在伦敦林奈学会的年会中宣读，彻底改写了人类对生命本质的理解。由于他人在南洋群岛，而达尔文因幼子夭折，两人都未到场。
1862年：2月1日离开马来群岛，4月1日返抵伦敦。
1866年：43岁结婚，成家。
1869年：将自己在南洋群岛考察的这段经历整理出版。写成《马来群岛自然考察记》，一部融合探险、博物学、生物地理学与自然书写的不朽经典。
1880年—：他的探索和思考超出了自然科学范围。对英国土地政策、环境保护立法、流行病防控、劳工运动都表达了激进且前瞻的见解。他倾向社会主义，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力倡“机会均等”并身体力行。他坚定支持女性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反对优生学、军国主义与帝国霸权的严苛刑罚。甚至在经济学领域，他对纸币、标准、遗产、继承、信托等议题的论述，在当时都极具先锋色彩。
1913年：11月，在家中安详去世，享年90。最后十年他依然笔耕不辍，写了三本书。一生出版了21本著作。
远在171年前，他从伦敦乘船来到这个偏远的海岛，在这里生活了七个多月。他写信给远在家乡的母亲，告诉她在此地的生活作息。当年的新加坡，离莱佛士开埠才35年，人口不过六七万，在这片莽莽苍苍的土地上，从中国漂洋过来的垦殖民，筚路蓝缕，开垦山林，种植甘蜜。作为一名异乡人，他栖身在武吉知马山脚9英里的罗马天主教堂（现在的圣若瑟教堂），平日就到附近山野搜捕各类蝴蝶和甲虫，制成标本。雨林多元化的生态环境，让他大有收获。不到两个月，在3平方公里的小片森林里，就收集到700多不同品种的甲虫。
今日的华莱士小径，无疑就是当年他流连徜徉的地带，铺洒着他的汗水和脚印。山径上一路立着介绍他的标识牌子，遗憾的是习惯于紧张节奏的都市人，总是脚步匆匆，少有驻足细看。以至问起华莱士，不是一脸发懵，就是误指那位更为显赫的史丹福·莱佛士爵士（Sir Stamford Raffles，1781-1826）。
莱佛士与华莱士：记忆的偏斜
对于年轻世代，很少有不认识莱佛士的。作为新加坡的开埠者，他在1819年至1823年间，尽管只来过小岛三次，停留时间不到10个月，却将小岛擘画为欧亚航路上的重要港口，功绩在此后两百年间被不断传颂与铭记。身为英国殖民地官员，莱佛士的早年经历与华莱士确有几分相似：同样出身寒微，14岁辍学；凭借超乎常人的毅力自学成才，精通多门语言；而且对博物学怀有浓厚兴趣。虽然莱佛士本人反对奴隶贸易、鸦片和赌博，曾经立法禁止，但为服务于帝国的利益，在政策上又使得新加坡成为东南亚的“鸦片中枢”（Opium Central）——从印度进口鸦片，在此地加工、储存，再分销至整个区域，甚至大量走私至中国，成为引发两次“鸦片战争”的毒流源头之一。澳大利亚历史学者卡尔·A·特罗基（Carl A. Trocki）尖锐指出：“整整一个世纪”，苏伊士运河以东的英国殖民地政府“在本质上是个毒品垄断集团”。
莱佛士眼光独到，选择了新加坡。历史也选择了新加坡。在特定的冷战背景下，新加坡选择站队西方，采纳荷兰经济学家温斯敏的建议，以高高矗立的莱佛士塑像作为象征，向世界、尤其向西方宣告：“你们是受欢迎的。”于是，那个双臂环抱的殖民者形象，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前、在新加坡河畔长久伫立，也深深烙印在新加坡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之中。
而华莱士呢，尽管他的科学造诣，他对人类的贡献——这位与达尔文共同开启科学新纪元，为人类认知自身在自然界位置做出革命性贡献的博物学家，在狮城的公共记忆中却常常被误认、被遮蔽，长久地蒙尘。纪念他的，只有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展示新加坡自然历史进程的教育中心；以及一条山径，静静蜿蜒于林野深处。
历史需要补课。尽管我们的历史相对短浅，除了莱佛士，我们更有华莱士，以其深邃思想照亮人类文明的星空，他曾在此驻足、探索，并留下深刻的印记，这份荣光擦亮了我们的过往。
在他那本700多页的《马来群岛自然考察记》（The Malay Archipelago）一书里，有几页介绍幼年的新加坡。这片热带土地让他惊喜连连，但也感叹新加坡的生活水准高，旅店、交通、膳食样样昂贵。他刚到那阵子，碰巧遇上了本地历史上最大的福建帮和潮州帮的“五斤米”大暴动。武吉知马是当时暴动中心之一，他亲眼目睹了手持器械的村民集结出发的场景。在这本书里，作为来自西方的自然科学家，他喜欢榴梿，可能也是记下果王榴梿滋味的第一人：“像有杏仁味的牛油奶酱，混合了芝士、洋葱、棕雪利酒等其他不协调的味道。它既不酸、不甜也不多汁，人们就是喜欢这种样样都缺一点的完美。”“你吃得越多越不想停下来，值得去东方体验一次的全新的感觉！”
漫步华莱士小径，既让我们亲近自然，松懈身心，也是一次穿越时空、叩问历史记忆的行走。当我们在林间驻足，阅读那些关于他的文字，耳畔风声拂拂，鸟鸣啁啾，有什么在轻轻撩动我们的心弦：历史长河滔滔奔涌，有些名字被高高托起，华光聚焦，笼罩；而有些同样伟大的灵魂，却如同河床下的基石，静水深流，正是他们悄无声息地承载着文明的重负。眼前满目的苍翠，在驰想中于是有了别样的情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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