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真的读过它吗？

当梁启超的《李鸿章——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1901年在横滨出版时，它引发了阅读狂热。深受德富苏峰影响的梁，将这位中国政治人物置身于时代变迁中，分析、评价他的贡献与缺陷。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中国第一本现代传记。

张庆桐也是读者之一。他生于1872年的江阴，其命运亦被甲午战争改变，他放弃旧学，考入同文馆选学俄文，并前往圣彼得堡留学，彼得大帝是他心中的英雄，代表着俄国富强的秘密。他是个充满好奇心的年轻人，不仅在俄国四处游览，还曾前往法国、英国、意大利、芬兰。他曾协助公使杨儒参与《交收东三省条约》的谈判，也对俄国书报检查制度发生兴趣。不过，历史最终因为第一个与托尔斯泰通信的中国人，而铭记他。

“是故先生著作苟有人译述一二，传之中国，我国民恍然见山斗在北，必骤兴亲仁善邻之感情”，在溢美之词后，张庆桐提到致信目的，他翻译的《李鸿章》是中国“古今政事变迁略具其中，寄呈左右，暇乞一览”。

俄文版的《李鸿章》是张庆桐与俄国人阿尔谢尼·尼古拉耶维奇·沃兹涅辛斯基合作的产物，它于1905年春出版。张庆桐将之变为增进中俄理解的介质，赠予俄国政治、商业、文化名流，从财政、外交大臣，到驻华公使、华俄道胜银行总办，沙皇尼古拉二世甚至也得到一本，他随即为张庆桐颁发了斯坦尼斯拉夫三级勋章。

在张庆桐心中，托尔斯泰或许才是最重要的读者。这位住在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的77岁的老人，不仅是全世界最著名的作家，还逐渐化身为一位圣徒。除却伟大的作品，他特立独行的性格更激起广泛的好奇与崇拜，“一个天才，却舍得花时间种土豆、补靴子，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却发动了一场使基督教陷入混乱的宣传，一个贵族，却终生像农民一样生活”。拜访者络绎不绝，来自世界各地的崇拜信件如潮水一样涌来。

张庆桐得到了回信。“承赠书，甚喜；得尊函，尤快。余老矣，生平数与日本人遇，而中国人则未一遇，且亦未因事与中国人一通声气”，托尔斯泰的兴奋溢于纸面。

在信中，他大谈对孔子、孟子、老子的兴趣，赞扬了中国在日俄战争态度，它的中立态度更映射出两个交战国的疯狂与残酷。他也表达了对中国改革的看法，它该由民族内部生发。他还为中国人的保守性辩护，比起基督教的仇恨、征战，它要好上一千倍。

这段往事，在某种意义上印证了梁启超的另一重意义，他是一名世界级的知识分子，是中国与世界之间沟通的纽带。不过，彼时的梁启超定不同意托尔斯泰对中国的看法，他想改变中国人的保守，要创作一种新精神、新道德来提升中国。这个插曲也表明世界的连结从来多元，有多少人能够想象，梁启超的作品会摆在托尔斯泰的书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