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文明博物馆2025年5月底开放新展“听琴说”,探讨古琴与音乐在古代士人文化生活中的角色及象征内涵。展品除珍稀古琴、琴谱外,也以诸多14到20世纪中日名家绘画呈现文人抚琴听音之超然意境,以及与之相似的精神追求,颇具看点。

山水人物《伯牙》由室町时期画家曾我蛇足(Soga Jasoku)绘制。博物馆高级策展人林家铭博士称,这件原属于岛津氏家族的画作可见出古琴文化在日本的接受,将其置于展厅瞩目处,也体现出博物馆立足亚洲,注重跨域文化交流之视角;新加坡中国银行创办人、首任经理黄秉枢(Parkcane C Hwang)的收藏首度在本地向公众开放。

溥儒作于1937年的《仿宋人山水》有典型宋人山水风格,气势雄壮。(作者提供)

黄秉枢的叔父黄遵宪为清末诗人、政治家,也是中国首任驻新加坡总领事。这批借藏于博物馆的展品年代横跨清初至民初,包括黄慎、陈师曾、祁井西、金城,以及前清宗室溥伒等名家;此外展厅中最引起笔者兴趣的,是溥伒堂弟溥儒作于1937年的《仿宋人山水》。此画为香雪庄陈之初博士旧藏,继2019年“水墨情”特展后再度亮相。虽然分属不同藏家,二溥山水画同场呈现却是难得的际遇。

天潢贵裔 诗画奇才

爱新觉罗·溥儒,字心畬,号西山逸士。1896年出生于北京恭王府。清宣宗道光帝为其曾祖,恭忠亲王奕䜣为其祖父。溥儒出生后得到光绪帝赐名,希望他“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他四岁开蒙,七岁作诗,15岁入读专为北京满清贵胄设立的法政学堂,后来还学习骑射、德语等。

溥儒学养深厚,不仅通经史,精诗词,且因恭王府收藏丰富,自幼就能鉴赏临摹诸多法书名画,是以不满30岁已经颇有造诣。辛亥革命后溥儒居住在京郊西山戒台寺读书,时而涉足北平诗画两界活动。他加入遗老诗词社团,与堂兄溥伒等人结松风画社。此期间结识张大千,与陈宝琛、陈三立、朱祖谋、陈曾寿等文人皆有交往唱和,也常在《词学季刊》上发表作品。1934年溥儒加入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执教国画科,直至1937年北平沦陷。

绘画背后是北宗

此件展品具有典型宋人山水风格。画面上半部构图取法北宋立轴山水,主峰居中,气势雄壮,如巨大的石碑般稳固矗立。宋神宗朝职业画家郭熙以君王比喻山水画中的主山,以和谐有序的君臣之礼比喻群峰围绕主山的排布之势,可谓是对新儒家背景下人间帝国的理想诠释。范宽《溪山行旅》、郭熙《早春》都是北宋巨碑式山水的代表。

范宽《溪山行旅图》是北宋巨碑式山水的代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取自台北故宫博物院官网)
李唐《万壑松风图》是北宋巨碑式山水的代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取自台北故宫博物院官网)

此展品中的主峰直插云天,山腰中段被云雾遮蔽,只有古寺一角若隐若现。画面下半部则具有北宋末李唐《万壑松风》中涧谷纵深,局部近观的特征。在山石细节上则加入斧劈皴(读cūn)。这种皴法源自李唐,用毛笔侧锋刮刷焦墨,来表现大块面山石坚硬质感。后被南宋马远、夏圭继承,并因注重用水与留白而更清润,成为两宋及北宗山水画最具代表性技法之一。此画中的斧劈皴更接近马夏风格。山脚下以简笔勾出两位宽袍大袖的文士,临流观瀑,对坐而谈。微渺的身形与宏大的山体形成对比,更凸显出主山撼人的气势。

对于绘画溥儒自谦随意临摹,没有师承。明代董其昌等首提山水画南北分宗理论,南宗强调诗书画同源,追求展现文人胸中意趣;北宗更重视以严谨构图与纯熟技法生动再现自然。虽然南北宗论具有争议,却不妨碍南宗在明清至20世纪初期备受文人追捧。

溥儒虽然也临习南宗,却不囿于时俗,大胆彰显对北宗及宋人院体山水的推崇,似与湖社金城等人精研唐宋古法,振兴正统,抗衡异域的艺术观念微妙呼应。1930年代溥儒以北宗画风闻名一时。1935年9月《世界日报》宣传其个人画展时称其“山水专擅北宗”。1936年6月溥儒在北平中山公园水榭举办画展,巢章甫(张大千弟子)在《大公报》撰文称“南宗自唐宋以迄于今,不绝如缕。北宗至明垂绝。有清一代,能北宗者,百不一见。近岁以来,得溥心畬诸先生之倡,始有蒸蒸日上之势。心畬先生独能于壮伟之中,参以秀逸。”

直到半个世纪后,台静农仍然坚定认为,溥儒重振起北宗山水画在民国初年的复兴——“北宗风格沉寂了几三百年,而当时习见的多是四王面目,大都甜熟无新意……心畬挟其天才学力,独振颓风。”从此展品也可窥见,溥儒对北宗山水风格有自己的发挥。他将北宋中峰鼎立,势如巨碑的构图与南宋清刚劲健的斧劈皴结合,设色清润克制,点景人物精简,表现出具有气势又不失文人雅趣的山水画意境。

题诗背后是乱世感伤

溥儒在画上题诗“莫向江干采蘅杜,残山剩水不胜愁。”乍看诗意似乎与画境全不匹配。但如此伤感之语并非偶然,早前“荒城废水”“破碎山河”已经在他的词里反复出现。1937年暮春游湖他再次感叹“堪怅望,剩水残山,暮云沙岸。”早秋送别友人时他说“更何堪,江山异色,怨黍离,转眼变沧桑。

这些情绪将每一位观者带回动乱的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8月北平沦陷,艺专校区被日军侵占。这座已经办学近20年,汇集近代中国美术半壁江山的学府被迫南迁。溥儒辞去教职,避世隐居。8月好友陈三立卒于北平寓所,继而生母项太夫人病重,而在前一年的秋日兄长溥伟刚离世。

这幅山水画完成一个月后母亲亦谢世。在广化寺守灵的溥儒尚未从悲伤中缓解,又面临经济拮据的难题。此前一年,他已经将韩幹《照夜白图》售于沪商叶叔重。此时为料理母丧,不得不再将珍藏的陆机《平复帖》抵押给张伯驹以补所需。亲友接连病故,生活困窘不堪已经令他身心俱疲;而乱世中国土沦丧,国运衰颓,更令这位已经遭遇过王朝覆灭的“旧王孙”又一次感到绝望。

画中山川永固,画外山河残破。巨碑式构图本用来呈现如宇宙般庄严稳固,永恒矗立的主山,其理想寓意在此却被画家亲笔题诗所颠覆。溥儒的题诗更加指向现实,包涵诸多与家国兴亡相关的复杂情感,与画境之间形成反差,甚至割裂。

同年《词学季刊》主编龙榆生收到溥儒寄赠的一幅类似风格画作,将其形容为“巨刃划崩厓,元气自淋漓”。龙榆生借题画词写出了这幅巨碑山水背后的家国之悲与故园之思——“回首宗周地,禾黍离离。”“陵谷何堪变景,怅黏天衰草,去住都迷。怨王孙归未,凤阙带斜晖。”巨碑式山水在20世纪初期的画外隐喻,恰借题画诗词写出。隐藏在恢弘构图及北宗笔法背后的是这位旧王孙内心对世乱对国变深深的无力与悲哀。

(作者是大学兼职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