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回顾过去四五十年的工作时，我觉得好像有某种不可抵挡的力量，把什么东西都完全地破坏了，完全地毁灭了”。1960年12月，胡适在致老朋友的信中写道，他69岁生日即将到来。

在《胡适与中国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中，我读到这个片段。这本黄色封皮的书出版于1995年，是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的一本。这套丛书对我这一代影响深远，我们对于中国的理解，很大程度来自这些海外的汉学家。

我忘记了，何时又在哪里买了这本书。1995年秋天入读北大时，自由主义是一个日渐时髦的词汇。在1998年的百年校庆时，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来到了一个高潮时刻。

我对这个词汇的意涵一无所知，只单纯地喜欢它的字面意思。身处青年时代，你总想打破一切束缚，体验充分自由。你或许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却知道什么令你感到束缚、压抑。我们也很难意识到，这束缚、压抑部分就来自于生命本身，而认定它是政治、社会结构的后果。

学者们倾向于认定，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正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开端。新文化运动作家们，则提供了基础文本，他们是中国现代思想的founding brothers。

我喜欢陈独秀以及他编辑的《新青年》的语调。它提供了一个强烈的二分法的视角，新与旧、东与西、活力与停滞、光明与黑暗，而你要站在前者一边。你当然也难逃鲁迅的影响，自小学课本，他就是无处不在的存在，你读不懂他的乡愁、纠结，却能读到愤怒——那吃人的传统啊。

胡适则是个模糊的存在。人人知道他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自由主义之父，却又觉得他的思想遗产是那么模糊。实用主义、亦或实验主义，他提倡的东西，在20世纪形形色色的主义试验中，显然落败了。他那过于平淡的文字风格，加剧了这种模糊。阅读《胡适文存》中那些浅白文字时，你甚至不无怀疑，他究竟怎样获得如此盛名的。

这本书在书架上放了将近30年，我从未读完。有时，我对他的少年时代感兴趣，会读一段他在上海的往事，他所受的梁启超、严复的影响；有时，我又对他在美国求学时光感兴趣，看他在日记中的自我勉励，他遭遇杜威哲学时的兴奋。当然，我总被他归国一刻触动，他在1917年3月8日的日记中引用《伊利亚特》：“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吧”。这种青年人的雄心与乐观，总令人动容。

是的，胡适也总与这种乐观相联。面对一个问题丛生的社会，他相信一点点改良的效力。他也从未放弃知识分子的介入。自27岁归国至1962年离世，他几乎从未离开过舞台中央。他是知识分子领袖——北大校长、中研院院长，也是政治人物——驻美大使、总统候选人。

但此刻，这封信里流露出的少见悲观，给我带来另一种感受。我对他晚年时光，被夹在两种巨大政治力量、意识形态之间的那种脆弱感，产生了强烈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