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还在南洋群岛采集、考察的华莱士，主动写信给远在伦敦的达尔文。因为刚在一年前，他写成论文《论支配新物种引入的法则》，虽然还未触及演化机制，却已明确阐释了物种可变的观点。作为一个基督教徒，原来他相信特创论和物种不变论，却在长期对上万种生物的观察、比对、鉴别与思考后，认识到物种是进化的，可变的。而这显然是对当时社会主流认知的冲撞和挑战，他心里不免忐忑，希望聆听权威专家的意见。这一年华莱士33岁，为能向比他年长14岁的英国学术菁英请益深感荣幸。
两年后的1858年，华莱士更把他病中写下的那篇论文《论变种极大地偏离原始类型的倾向》寄给了达尔文。达尔文阅读后，对照手上尚未完成的《物种起源》，大受震撼，在给朋友地质学家赖尔的信中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令人惊奇的巧合……”两大自然科学家在不同时空中，以各自的方式，同时发现了物种演变、进化的奥秘。当年他们以联合论文的形式，在伦敦林奈学会的年会中宣读，成为自然科学史上的佳话。它恍如长夜里的一记晨钟，唤醒了人类对生命本质的认识。
可是，此后多年，谈起进化论，人们往往只知达尔文，不知华莱士！达尔文几乎成了进化论的面孔，而华莱士却一贯的面目模糊！作为以求真为核心的自然科学，为什么也会出现如此的认知偏差？
“模糊”背后的原因
翻阅他们的履历，不难发现两人身份，地位悬殊。达尔文出身富裕世家，毕业自剑桥大学，是伦敦学术界的精英代表，拥有广泛的学术人脉。而华莱士来自社会底层，仅受六年的基础教育，早期依赖制作，贩卖标本为生。发表论文时，不过是一名所谓的“野外探险家”，在学术圈缺乏资源与人脉。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阶级壁垒分明，他与达尔文的社会可见度难以比肩。况且在很长一段时间，科学史的书写，更倾向于突出单一个人，联合论文中华莱士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联合论文发表后，达尔文在次年（1859年），出版了倾注多年心血的《物种起源》。此后，又陆续发表《人类起源》和《动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等著作，以驯养动物、地理分布、化石等大量证据，系统而深入地论证了进化论。而此时的华莱士仍浪迹在马来群岛，在赤道的炎阳和风雨中穿行，终年与山地原住民、甲虫、蝴蝶、各类飞禽为伍。他带回了上万种未曾被欧洲人见过的物种（包括两万只甲虫和蝴蝶，以及3000张鸟皮），并详细记述在《马来群岛自然考察记》中。书中，他对人种文化差异的洞察，甚至对文明可能对生态造成的破坏提出了预警。然而，他并未对物种进化的观点进行更多的延伸与论述。
华莱士的出身、秉性和经历，使他天然地更能与底层民众共情，他积极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支持劳工运动，倡导“机会均等”，为女性获得选举权与参选举权鼓与呼……归来后他对这些社会议题高度关注并倾注心力，在《马来群岛自然考察记》的结尾，他愤慨地写道：“少数人的财富知识与文化并不能构成文明，也不能让我们迈向‘完美的社会境界’。我们庞大的制造业与商业系统，以及拥挤的城镇，都在维系及不断增高人民的悲惨与罪恶。这种文明制造出来的劳苦团体不断持续增加，他们毕生背负重担，……这并非值得提倡及自满的成就，除非社会大众普遍承认我们的文明存有这些失败。”这些观点在当时难免被资本主义主流社会视为“异端”，并与他保持距离。
还有一个源自他的个人精神困境，损害着他的科学声誉。通过实践，华莱士认为自然选择能解释生物适应性，和进化的动因，但无法解释人类特有的抽象数学能力，艺术审美冲动，以及利他的道德感等，这些特质对生存并无直接益处，按自然选择逻辑理应在演化中被淘汰，却反而高度发达。他认为人类意识的塑造受到某种超自然力量的引导，世上仍然存有“科学所无法解释”的力量和影响。他相信存在灵魂，长时间痴迷于“招魂术”，举办过数百场“降神会”，试图以科学方法验证灵魂的存在。这和达尔文认为人类意识不过是大脑进化的副产品截然不同，他认为意识是独立于肉体的非物质本质。达尔文坚守了唯物论，而他却向灵性主义开放。
这种与他作为进化论奠基人相悖的立场，遭受社会严厉的批评，认为他背叛了自己的理论。达尔文曾在私人信件中痛心地说：华莱士的堕落比10个普通人的错误更可悲。
此外，华莱士谦逊的性格，以及他对达尔文贯彻始终的敬仰，也是导致其作用没有被凸显的原因之一。他与达尔文的书信联系持续终生。他在那本被誉为“19世纪最精彩的科考笔记”《马来群岛自然考察记》（The Malay Archipelago），页首题记郑重写着：“谨将本书献给《物种起源》的作者查尔斯·达尔文，不只是作为个人尊敬与友谊的象征，也是表达笔者对他的才华与著作的成就最深层的景仰。”他多次将进化论冠名为“达尔文理论”，并在晚期著作《达尔文主义》（1889年）中特别强调达尔文的优先权，甚至拒绝“共同发现者”的称号。
诸多因素的叠加，使得他长期遮蔽在达尔文的巨大身影之后。
历史的修正与华莱士的启示
达尔文因体系化著作、社会资本及历史叙事成为进化论的代表。但华莱士的独立发现不可或缺，他那篇于1858年病中写下的论文，不仅促使达尔文尽快完成了抽屉中存放多年的研究成果，同时以他的广泛实践及具体实例做出有力的论证。
在对进化论的阐释上，达尔文描绘了一个弱肉强食、充满竞争的世界；华莱士则指出这种竞争机制最终会导致大多数物种彼此间的相互合作，空气、水、土壤和生命一样，都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彼此之间不仅相互竞争，又是相互利用的关系。
无论如何，两人的合作，揭示科学发现的复杂性。它是思想碰撞、交汇的成果，而非孤立的个人顿悟。是无数好奇心灵在时间长河中探索的结晶。
今天的生物学教程教材中，“达尔文—华莱士自然选择学说”，成为更常见的表述，这是对真相的温柔修正，也是对科学本质和历史公正的回归。
也许有人会说，华莱士不走运，无论在赤道偏远小岛，还是在国际科学中心，他都难得被看见，似乎被边缘化了。然而，老天对他另有眷顾，他健康地活到90岁，比莱佛士（1781－1826）的45岁，达尔文（1809－1882）的73岁都长得多。华莱士90年的一生，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并给人们许多启示。做为平民科学家，他证明底层出身的非精英，同样可以颠覆科学范式，发出划时代的耀眼光芒。
此外，他作为现代生物地理学的奠基者之一，有一个意义非凡的发现，并以他的名字命名——根据华莱士的观察，从印度尼西亚的龙目岛（Lombok），绕过苏拉维西岛西部到菲律宾，有一道隐形的天然屏障，把自然界里的动物分隔两边。即便隔了区区几十公里的海域，两边的动物都截然不同。自然科学界把这道天然屏障虚线命名为“华莱士线”。他在生物地理学方面的发现，也极大地支持了进化论：物种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的分布和变化与历史地理变迁息息相关。更难得的是，从生物地理学的研究，他开启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推导出极具前瞻性的保护生物学的理念。而他对社会的关怀，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对女性选举权的支持等，当年被标签为激进的主张，已被时代文明的进程证实其合理性、先进性。
至于华莱士自身存在的复杂与矛盾，他视自然选择为物质层面进化的机制，而将超自然力量视为意识层面的驱动力，两者分管不同的领域。认为宇宙存在多层智慧实体引导演化。这样的观点在科学界并非孤例，而是存在于不少科学家内心深处的困惑。科学就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永怀谦卑，仰望星空。因此对他向灵性主义的开放，人们不妨也持开放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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