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27日，我接受新加坡福州会馆筹划的“深情萦绕忆华校”口述录音及视频采访。采访的内容是我作为一名华校生在大智中学求学时的情况。在采访过程中，半世纪前的少年成长情境缓缓流淌……
1973年，在崇福学校完成小学学业后，紧接着在大智中学念四年中学课程。我对选校没什么概念，选择创办于1968年、位于大巴窑1巷的大智中学；因它是最靠近住家的学校之一，可节省交通费用和通勤时间，再加上小学会考成绩中等，也没人为我分析哪一所学校比较好。
笔名的由来
大智中学是一所混合学校，后来的会考成绩显示，华校生和英校生之间缺乏交流，以致于融合效果不佳，甚至没有。念中三时，教授华文生物课的符琼华老师委任我为华文科学学会主席，我相信当时应该也有英文科学学会存在。如此华英源流壁垒分明，何来交集？即使是华校生和英校生在一起活动的集邮学会，彼此间也鲜有互动。
混合中学的建筑设计风格相对统一。大智的校舍不大，但有一片大草场，它是同学们最爱去玩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可以自由玩闹，我在凹凸不平的草场上学会骑踏脚车。
1974年，我在大智中学念中一时，整天往学校的图书馆泡书，所看的书竟是《中国上下五千年》之类的历史文化书籍。大智中学图书馆丰富的藏书让我受益不浅。
当时，我和几位同学对鲁迅、巴金等名家的著作喜爱不已，尤其是在课堂上读他们的篇章前，更非详读“作者生平”不可。有一天，来自砂拉越古晋的林晋坡同学打趣地对我说：“你的名字是‘森林’，加起来就是‘伍木’，对吗？你的文章要写得好一点，以后人家就会选进中学课本做教材。”我的笔名，便是在1974年被林同学给“定”了下来。
在数位大智华文老师的教诲下，我几乎对华文科着迷。1975年，我在念中二时，杨龙山老师讲授的《中国文学史初步》课非常精彩，每次上课，我都能被杨老师眉飞色舞的讲课神情所深深吸引。
同年，我在靠近住家的一家小书店花几毛钱买了一本新华作家尤琴的中篇小说《小岛醒了》。这部小说的内容是讲述印度尼西亚一个小岛上的人民在思想上的觉醒。这也是我所购买的第一本文学作品。
有一回，华文部主任林福邦老师在上课时说：“如果贼人要到我家偷窃，钱没有，书倒是有几本。”说时，眼中闪过一抹坐拥群书的自豪光彩，让我好不羡慕。
念中二时写剧本
至于巫汉明老师，毕业10多年后与他巧遇于南洋客属总会会所外，他仍记得我曾于中二时写一个剧本让他批阅，而我已忘了这段经历，成了一次无疾而终的稿件散轶。
读中三时，我在大巴窑中心的胜利书店忍痛以零花钱买了一套《三国演义》，后又从图书馆借《镜花缘》来看。有一次，父亲放工回家后看到我正在看《镜花缘》，以为是什么“野书”，不准我看。那时的我已被书中的情节所吸引，欲罢不能，只好把大开本的历史课本封面作为掩护，把《镜花缘》藏在历史书后面继续看，混淆父亲的视觉，以为我是在读学校课本。
可惜的是，中学时代老师没鼓励学生投稿。还好，过后我在南洋初级学院就读的那两年，一直被华文部主任廖为祥老师催着写稿，仿佛是要弥补之前的缺憾吧？
第一次投稿是在1977年4月，当时投一篇短文给《星洲日报》语文版即获得发表，纯然是一次“无师自通”的投稿经验。那次的投稿也掀开了近半世纪投稿的序幕。
林晋坡同学的一席玩笑话，近30年后成真。1987年8月9日国庆日，我写下《永远的旗帜》一文。此文原载1987年11月2日蓝玉主编的《新明日报·青春之旅》版，新千禧年后被收入新加坡教育部课程发展署中学高级华文教材组编写的中二课文中。
2006年，我的儿子张敬律在圣公会中学念中二时，因修读高级华文课而读到这篇散文，听说当年还是在备考范围之内。
这篇课文是这么介绍我的：“伍木（1961－)，新加坡作家，原名张森林。著有散文集《无弦月》；诗集《十灭》；文学评论集《至性的移情》等。”题解则是：“作者在文中写他对国旗的记忆，以及在服兵役时，身为护旗队员的感受。作者认为我们应该尊重国旗，因为国旗象征国家的尊严。”
毛遂自荐抄讲义
在大智中学求学时，复印机尚未普及，每当老师们认为有必要印讲义时，我都会毛遂自荐“蜡纸刻字”，也就是“抄讲义”。因我把刻字油印视为一种游戏，况且能在其他同学之前把老师们要教授的内容先写一遍，这样一来，在正式上课时就比较容易摸清楚老师的教授意图，学习起来也不会那么吃力。
1968年，大智中学有华文班13班，到了1980年，华文班仅剩一班。1981年开始，大智中学成为纯英文中学。2001年，大智中学与培道中学和德新中学合并，2004年再与实廉中学合并，2016年并入巴特礼中学，学校名字从此走入历史。我的中学记忆也失去了实体的依托，只能在回忆中重温半世纪前的暖暖大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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