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吾国之急需，” 在1914年1月15日的日记里，胡适写道，“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

他列出三点，认定它们是“起死回生之神丹”：一，归纳的理论；二，历史的眼光；三，进化的观念。

此刻，这个23岁的留学生正就读于康奈尔，发现比起农学，哲学才是自己兴趣所在，而杜威即将进入他的视野。也是在留学日记中，胡适声称远离政治，要着力于学术与社会的建设。

他这一代也是经历了政治幻灭。辛亥革命带来的希望，很快被内部分裂，袁世凯掌权，以及复辟所冲淡。对于很多人来说，对于彼时的中国，政治不再是解决方案，而是问题的来源。胡适也相信，中国的根本问题不是政治的而是社会的、文化的。他还要用科学方法，一种试验主义精神来改造它。

在一个短暂的时刻，他似乎看到成功。“正是这些非政治的势力——学生、商人、游行与街头演讲，以及联合抵制购买——起了作用并取得胜利……我们还有教育群众、解放妇女、改革学校、发展国内工业、改造家族制度、反对旧的与过时的观念、废弃荒谬有害的偶像，以及纠正许多许多社会的和经济的错误等等事情要做。正是通过这些新的活动途径，带着再觉醒的希望与活力的年轻中国，正在为中国的民主重建一个新的基础，缓慢却稳步的工作着”，对于五四运动，他曾乐观地评论道。

“革命都只能浪费精力，煽动盲动残忍的劣根性，扰乱社会国家的安宁”，真正的敌人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认清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力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自觉地改革”。一直到1920年末，革命浪潮势不可挡时，他是个顽固的反对革命者。

在这背后，是他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他反对整体性的看待世界，而是看作无数个碎片的共存，也因此 “世界的拯救不是不可能的，也不是我们拢着手，抬起头来就可以望得到的。世界的拯救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须我们个人尽力做去。我们尽一分的力，世界的拯救就赶早一分，世界是一点一滴一分一号地长成的”。

这也决定了他在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立场。他相信：“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他对即将到来的马克思主义，保持一种不信任，认定它是一种虚幻的许诺。

这种乐观很快在愈来愈强烈的党派、主义之争中落败。20世纪的中国卷入了一场巨大的主义浪潮，遭遇一次又一次革命的洪水。他倡导非政治努力，但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中国人发现，政治无处可逃，人们被迫变成过度敏感的政治人。

但在此刻，重读胡适却获得了一种新的共鸣。他的方法论，仍是此刻中国迫切需要的。他曾经的忧虑，常被现实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