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英文China一词，除了指中国，也是瓷器的代称。瓷与陶的不同，在于瓷器是在陶胎上以钴料绘画纹饰后，施以透明釉料，经高达一千度的窑火烧制而成，这个技术的发明者是中国。作为餐具，瓷器较陶器更易于清洗，并永久循环使用。高温烧造的青花瓷自元代创烧后、历经元、明、清三代至今。当年青花瓷风靡全球的程度，不亚于今天的高科技产品；不同的是，其烧造技术领先世界，并延续了一千年。
元代青花瓷创烧后不久，即随其他瓷种，远渡重洋，经新加坡转运南中国海各地。2015年，新加坡的白礁海域发现一艘载有青花瓷的中国元代沉船，其中打捞出一件罕见的元青花瓷瓶全器。这使到新加坡成为中国以外，第一个打捞出完整器皿元代青花瓷的国家，历史意义非凡。
海上陶瓷之路与福斯塔特遗址
日本著名古陶瓷学家三上次男（1907-1987），在上个世纪60年代撰写了一部中国古外销陶瓷名著《陶瓷之路——寻找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 ，内容环绕中国古代陶瓷外销与贸易路线。这条古代贸易路线从中国一路延伸到中东，因此三上次男将其命名为“陶瓷之路”。
中国陶瓷如何运输到北非的福斯塔特呢？这要从中西海上交通与贸易史谈起。在地理大发现与欧洲列强东来之前，海上交通与贸易的主角是中国、印度、阿拉伯及东南亚。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显示，古代中国与印度洋以西的交通，主要有两个方式，一是横跨克拉地峡，再从地峡以东的印度洋西航。另一个方式是取道新加坡及马六甲海峡，航向印度洋。
南青、北白：从青瓷到“青白花”瓷
历史上陶瓷烧制有所谓“南青北白”之说。这两个颜色也是唐代以来，中国上层社会对陶瓷颜色的品味。景德镇原名昌南镇，唐武德四年（621）时属于新平县（天宝年间时改称浮梁县）。北宋景德元年（1004），改称景德镇（《宋会要》载：江东路，饶州浮梁景德镇，景德元年置）。
景德镇窑在五代（907-960）时已经烧造青瓷，北宋时开始生产白瓷，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一类釉色白里透青，品味淡雅的新瓷种，当时称为“青白瓷”，翻开宋代笔记文集如《梦梁录》《都城纪胜》，就能见到青白瓷的记述。
南宋偏安一隅，积弱的宋朝最终被蒙古人所灭。元朝开启由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时代。与宋代士大夫阶层尚青的品味又有所不同，蒙元贵族尚白。《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记载，蒙古人称正月为“白月”，元旦日为“白色节”，在节日时臣民互相馈赠白色礼物。为了满足海外贸易的需要，景德镇在原有的青白瓷烧造技术上，再度革新，创烧青花瓷，成为元代景德镇的主角。
波普与“至正型”元青花
事实上，直至上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古陶瓷研究界，依然对元代青花瓷的创烧历史一知半解。50年代时，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波普（John Alexander Pope，1906-1982）将土耳其托普卡比宫殿（Topkapı Sarayı）内收藏的青花瓷，与英国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收藏的一对带有至正11年（1351）年款的花瓶（一般皆称之为至正瓶），进行比对与研究后提出 “至正型” 元青花的说法。（2009年，大维德基金会关闭，此对 “至正型” 元青花转借大英博物馆展出。）
波普也认为元代青花瓷的烧造成熟期，是在元代晚期的至正时代（1341-1370），托普卡比宫殿收藏的其中40件元代青花瓷，就属于“至正型”。自此，元代烧造的青花瓷才被确认。然而，波普的理论提出后，学界对于元青花烧造的许多问题，依然存疑？例如既然至正年是元青花烧造的成熟期，那其烧造究竟具体始于何时？烧造的确切窑口、元朝官方对于元青花的烧造，扮演着怎样的角色？瓷窑属于官办或民间私营？另外就是元青花外销海外的路线与相关历史。上述种种问题，都是在“至正型”元青花说法提出后，学界所关注并努力寻求答案的。
刘新园时代与“天历型”的创见
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陶瓷研究学界，盛行一个对景德镇陶瓷考古业界的美誉：刘新园（湖南澧县人，1937-2013）时代。主要是针对刘先生在景德镇御窑遗址考古，和研究上所取得的重要成果。2001年，他发表《元文宗——图帖睦尔时代之官窑瓷器考》一文，把元青花烧造成熟期的 “至正型” 之说，往前推到元文宗图帖睦尔（1328-1332，元文宗使用了两个年号：天历与至顺）时代。
这个论证的基础源自于1988年在景德镇古遗址新发现的一批元青花。刘先生根据《元史》及大量元代文学作品，考证这批元青花瓷是元文宗时代的御用围棋罐，原因是元文宗喜好下围棋，常与大臣雅集弈棋。元文宗善诗文书画，且崇儒，成立奎章阁，编撰《经世大典》。 “至正型”元青花的说法，就此被进一步修正。
不但如此，同文还提出对元青花瓷器上常见的一种“莲池鸳鸯”纹饰，实际上是元文宗御用纹饰。而此种纹饰，也同时出现在元代的纺织衣物上。元文宗在天寿节（生日）喜爱身着绣有莲池鸳鸯纹饰的袍服，接受群臣的朝贺。由于皇室的喜好，影响了上层社会，元大都的贵胄，甚至在护膝段子上，也绣上“满池娇”图案。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曾出土一件刺绣夹衫，便绣有莲池鸳鸯及鹭鸶等图案。满池娇图案也因为上有所好，而被负责烧造瓷器的“匠作院”选为御用图案，绘于不同的器皿上。
“淡马锡号”沉船最新发现
2021年，新加坡国家文物局宣布一个重大喜讯，新加坡海峡东入口的白礁，西北100米的海域发现了一艘古沉船。这艘沉船是商业潜水员在2015年的一次海事作业中的意外发现。
国家文物局委托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ISEAS）的考古团队对这片区域进行勘察，并打捞沉船中的物件。打捞成果考古界振奋不已，因为出水陶瓷器，证实这是一艘属于元代时期的古沉船。有鉴于此，考古团队将这艘沉船以新加坡的古代地名，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淡马锡” （Temasek）来命名。
主持打捞工作的海洋考古主管费克（Michael Flecker）博士，在东南亚陶瓷学会的一个公开讲座中，披露更多关于的详情及出水文物。目前“淡马锡”号的详细发掘或打捞报告尚未出版（简报可从网上下载），倒是有一小部分出水的元青花瓷器，在亚洲文明博物馆公开展出。
其中有一件造型特别的瓶子，瓶身绘有九层不同的装饰图案，带有浓厚的西亚艺术风格，应该是针对伊斯兰世界市场而生产。另外还有一些残器标本，分别是：十字金刚杵高足碗、缠枝牡丹罐、一束莲敞口碗、满池娇碗、缠枝牡丹碗。
这些新发现的元青花器皿残片，纹饰与器形相对比过去在福康宁山及新加坡沿岸考古发掘出来的元青花丰富，艺术风格和形制与前述“至正型”元青花相近。附带一提的是，2011年在新加坡河口的维多利亚剧院前，亦发掘出一件器型近乎完整的缠枝葡萄纹饰玉壶春瓶，另外福康宁山的考古发掘，亦出土一件元青花梅瓶盖子、一件“满池娇” 纹饰大碗残器，及一些小残片，这些器皿都属于“至正型” 或 “天历型”。
蒙元统治中国也就短短的80年，青花瓷创烧后不久，元朝政权就走向灭亡。在元末烽火连天时，中外交通和贸易自然受牵连而倾向停顿。海外诸国对于中国陶瓷的需求来源，由此断绝。
元末青花瓷与明初青花瓷的艺术风格，成为一条清晰的历史分界线，为新加坡在海上陶瓷、香料及丝绸之路所扮演的角色，作了明确的诠释。就新加坡本岛迄今尚未发现任何明代初年（洪武、永乐及宣德三朝）文物，使得我们不禁觉得历史总是有其脉络可循。因为新加坡作为海上贸易的中转角色，随中外交通因元末农民起义战火的爆发中断。
不但如此，历史不时又有某种巧合。在元朝覆亡同时，新加坡拉王朝的统治者，北迁马六甲建立新的政权。而满剌加王朝无论是在东西交通，与明朝的亲善关系，皆翻开马来半岛，甚至是世界海洋交通史的新篇。
宋元文献中关于新加坡的记载，极度匮乏。以至于在一段时期，人们对于古代的新加坡历史（莱佛士开埠前的新加坡史），及其在马来半岛乃至东南亚所扮演的交通枢纽角色，产生怀疑。新加坡开埠后不久，1822年第二任驻扎官克劳福爵士便在福康宁山上进行勘探，然后将山上地表发现的古代建筑遗迹清空。这或许是研究新加坡古史最大的遗憾。
今天，当我们在庆祝建国60周年之际，如果站在博物馆展柜前，可以毫无悬念地对来访的外国朋友与学者说，新加坡是宋、元时期陶瓷之路，中国通往阿拉伯半岛的必经之道。而此段历史的研究则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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