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诗人书法家潘受让船郁达夫的真伪一直是个“谜”。
潘受在其作于1947年的《怡和轩与诸友夜坐追话郁达夫之死》的诗注中披露，1942年2月郁达夫等离开新加坡避难苏门答腊，所乘小电船是他让与的。此后，他于1982年和1995年两次接受报章杂志采访时讲述了其让船过程。1996年，潘受儿子潘思颖撰文披露潘受力劝富商李振殿搭乘他让出的船逃出新加坡之经过。我曾询问新加坡与潘受有过交往接触的多位人士，他们都听说过或读到过潘受让船郁达夫的说法，但对此事将信将疑。另一方面，由战后回返中国大陆的同船者胡愈之（时任《南洋商报》主笔）、张楚琨（《南洋商报》记者）、汪金丁（南洋女中教师）等所作回忆文章，提到那艘摩托舢板（即小电船）时都强调是张楚琨通过刘武丹接洽雇来。1983年，汪金丁发文指“潘受让船”之事“不确”，为此潘受直接质问他的同窗挚友张楚琨，后者于1986年发了一个简短更正，但重申小船是他通过刘武丹雇到。
潘受所讲让船细节非亲历者弗能述之，读来不容不信。如若真实，同船亲历者为什么要否认？如若不实，他何以如此肯定和坚持？真伪之间事关历史史实以及潘受的声誉。
访同船人汪雅梅
随后笔者联络到汪金丁次女汪雅梅，她是同船避难者中年龄最小的（当时刚满周岁），是仍健在的几个同船人之一，她一直在关注对这艘小电船的讨论。2024年3月末笔者赴中国青岛拜访了她。老人行动利索看不出已是84岁的年纪。寒暄之后，我们就谈起当年逃难的那艘船。当时船上有她们一家四口，而实际上她妈妈的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即她的大弟弟，1942年出生在苏门答腊的汪金丁长子汪亚明。
汪雅梅在1995年写成《南洋逃难生活》，发表此文前后曾经询问过张楚琨，“楚琨叔叔告诉我，我写的是最详细的。”在父辈长者鼓励下，她持续关注对于他们南洋逃难的海内外记述和考证文章，前后向多位当事人查证，在《纵横》2008年第2期发表《跟随胡愈之伯伯南洋逃难》一文，对这条小船和同船人员的争议作出说明，节录如下：
“这是抗委会宣传部一次有计划的集体撤退，组织者自然是担任抗委会宣传部部长的胡愈之。宣传部工作人员基本上也是文化界战时工作团的班底，大家曾在胡愈之家中商议过出走的事，并向中国领事馆申办了回国护照，临出发前胡愈之又召集大家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作了部署，逃难的小船也是事先就由抗委会秘书长张楚琨和劳工服务部副部长刘武丹（刘牡丹）预定好的......筹赈总会财务李振殿一家五口也在船上，另外有两个船工......”
该文强调行动是由“抗委会宣传部”组织领导的“有计划的集体撤退”，但没有说明既不属于“抗委会”也不是“文化界战时工作团”成员的富商李振殿，是如何得到通知而登船的。对于那条小电船，她重申是张楚琨雇来，不是别人让的：
“对于这条小船，多年来出现了大量与之有关的文章、图书以及影视节目，但说法大都含糊不清。早在日本投降后不久，就有一位新加坡的记者洪锦棠自称是同船逃难人之一，并且还举出陈如旧等另外二人，事实上他们三人都不是同船者。......还有人说当时他曾到胡愈之家劝胡愈之一起逃走，小船也不是抗委会预定的......为此我曾问了张楚琨、李今玉、张企程（张明伦）、林枫等先生，并查阅了他们以及杨嘉、吴柳斯等父执辈亲历者的回忆文章，他们都对以上说法给予否定……”
我询问她那些海内外记述和考证文章的具体作者和发表时间，她解释说，当时的资料收集工作主要是她丈夫作家赵曰茂完成，赵先生于2019年去世后就没有再整理，她相信潘受和洪锦棠等的资料也包括在内，但对洪锦棠著《劫后回忆录》一书没有印象。此文第一次提到洪锦棠的名字。
洪锦棠和《劫后回忆录》
洪锦棠（1905-1982），新加坡侨生，记者、报人，曾任星华筹赈会秘书。《劫后回忆录》是洪锦棠编著的一本只有30页的小册子，1946年2月27日由榴连出版社发行。汉字繁体竖版，印数未知，未见再版。节录其“第一节 逃难及归来之经过”如下：
“......记者与李振殿先生等于翌晨亦由小舟逃往荷属之峇来。同舟有郁达夫，胡愈之，李铁民，张楚琨，邵宗汉，高云览，高岗，陈如旧，王纪元，李友竹，刘道南，陈仲达，汪金丁，白璧云等二十八人。事前之一晚各约会于翌晨（二月四日）五时在星华筹赈会会齐，分乘汽车前往甘光马六甲之‘陈姓隍’下舟。五时半左右方克齐集，正欲出发，为防空队员等所见。当时已宣布戒严，每日之晨，非至六时不准车辆移动。余等皆有行李，难免被疑，遂将一并男女带往丹戎巴葛警局。待至七时许警长方至，略有问话后，乃得恢复自由。及至‘陈姓隍’，不但小舟未到，舟子亦未见一人。经过追寻，原租小舟两艘，仅有一艘肯往，当时亦无一人肯留后，故两舟之人，挤入一舟，李振殿先生喻之为‘郁豆芽’。九时许离丰同河（又称新加坡河）出大海......”
此段详细提供了逃难者集合登船的时间地点和过程，去码头途中被警察扣车一处，与张楚琨汪金丁所述一致，也与潘受所述洽和。“甘光马六甲之‘陈姓隍’”即保赤宫，位于现在新加坡的克拉码头附近，当地人称那一段的新加坡河为丰同河。
“至下午三时左右，遥见峇来之港，正喜脱出虎口，不意突有子弹数粒，从头顶飞过，舟上之人莫不色变。目视不远之山岗上，有数十名黑兵，举枪对吾人之小舟瞄准......予先跃上陆，说明予等廿八人全为星洲逃难者，......复出示将华民政务司左顿氏之致主席陈嘉庚先生函（该函为星洲筹赈会为纪念英国参战（欧）两周年纪念发动筹款救济英国难民，计获十七万元以上之巨款，表示感谢），（该函系二月三日晨接得，由予保管，临时逃难曾带往）以证明吾等并非空言......”
入港峇来吉里汶时遭岸上枪击一段也与胡愈之张楚琨所述洽合。与县长交涉过程描写极其详细，所携“华民政务司左顿氏之致主席陈嘉庚先生函”，仅此一物即可证明洪锦棠是同船人。
“......在华侨俱乐部用晚膳后，吾人便蹉商对外须取集团之行动。于是定名为星华逃难团，公举李振殿先生为正团长，胡愈之先生副之，郁达夫，张楚琨，李铁民及记者四人，负责外交，王纪元邵宗汉高云岚等为财政，李友竹白碧云郑铭高岗等为招待，其他各位团员所负责者，因当时无记录，记不清楚......”
“星华逃难团”命名及团员分工描述未见于其他回忆文章中，但分工合乎诸人之身份。
“......郁先生聆言至此，忽从其日记簿取出恒山亭大伯公第十八签诗一张，遍示在座者，称此签为予离星前所祈得者，问予前途如何，予觉事奇特，郁先生为我国前进分子，未闻彼亦信大伯公，乃趋前一观，诗曰：昂星头戴日，炎威亦不多，欲超去避热，终久被他磨。古人系‘卞和哭玉’。学通古今之李铁民先生及素负盛名之老前辈胡愈之先生，对于此诗人真意，亦不甚了了，张楚琨先生笑而不言，郁先生亦承认不能了解，忽交与记者曰，就交你贮藏，将来须烦你写吾人之逃难记了。至月前胡愈之先生由苏岛返星，报告郁先生之工作，日寇宣布投降后，卒因遭日寇之嫉忌，恐郁先生公布其恶迹，将其架去。不料果然欲超去避日，逃出虎口之星洲，改名换姓，终久被他（日寇）磨去，呜呼痛哉，予承郁先生之托，特此志之。”
郁达夫恒山亭大伯公第十八签诗之解签一段甚详，未见诸其他回忆文章中，但“予承郁先生之托”乃庄重之言。
“张楚琨号”和“潘受号”
读完《劫后回忆录》之第一节，洪锦棠是郁达夫避难小电船之同船人无需再辩。此节中至关重要的文字是“经过追寻，原租小舟两艘，仅有一艘肯往，当时亦无一人肯留后，故两舟之人，挤入一舟。”
原来如此，“原租小舟两艘”。政治背景特殊的胡愈之安排张楚琨接洽刘武丹租来一艘，潘受托洪永安租来一艘。让我们分别命名它们为“张楚琨号”和“潘受号”。当时两艘小船如约泊在码头，但 “仅有一艘肯往”。洪锦棠或参与或目睹了这个寻找小船并与船家交涉之过程，记者的职业习惯使他记录下了这一细节。
这28个避难者其实是由两组人员组成，一组是以胡愈之张楚琨为首的“文工团组”（包括“星洲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和“抗委会工作的一些文化界朋友 ”），当时他们的活动中心在晋江会馆，他们的船是“张楚琨号”；另一组是潘受在当地会馆和南侨筹赈会的朋友及家属组成的“筹赈会组”，包括南侨总会财政主任李振殿一家、秘书李铁民、成员李友竹、星华筹赈会秘书洪锦棠，他们的活动中心在怡和轩，他们要搭乘的是“潘受号”。郁达夫本属于“文工团组”，因与潘受的交游成为跨组成员。
“当时亦无一人肯留后，两舟之人，挤入一舟”。难怪28人挤到同一条船上，冒着飞机炸弹驶向波涛汹涌的外海。为什么李振殿一家同船撤离？不是“十年修得同船渡”，原来他们是奔救命船“潘受号”而来的。
为什么一艘不肯走？文章没有交代，也许是船家觉得太危险而改变了主意，或许是船工不够，船只状况不好等原因。是“张楚琨号”还是“潘受号”载走了那28个避难者？由于至今未发现那艘船和执航船工后来的任何资料，研究者们可能永远无法找到答案。
至此，一段争论了50年关于80多年前的旧事真伪得以确定。潘受让船确有其事，他让出了他租来的小电船给郁达夫、李铁民、胡愈之、李振殿等人，他们也都如约到码头搭船。知情人后来没有把此事告知同船诸友，致使他们不知道有此一段义举。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在海陆空三维被控的孤岛，在确定的小船和不确定大船之间（潘受虽先已购得“西行船票，行期为六日”，但当时局势瞬息万变，越迟越危险），潘受“把命拿来赌”，实非普通人敢为。如果他真的乘小船南下苏门答腊避难，其命运轨迹将会是何等的不同。
命运没有亏待潘受
“我们出走时不太顺，但安全。达夫他们走比较顺。”潘受说，“我后来跟我的朋友讲，助人就是助己。帮助达夫这件事，我大大的有这么个感觉。”
潘受一家于1942年2月6日搭“腓力卢梭”号游轮离开新加坡，绕行苏门答腊南岸经印度洋安全抵达印度孟买。此后搭火车至加尔各答，再由滇缅公路经昆明到重庆。在重庆时他卜居嘉陵江滨沙坪坝，工余醉心于近体诗创作，三年间写数百首五言七言律诗。他先后幸会章士钊、潘伯鹰、沈尹默、叶恭绰等名宿，以后辈才俊身份参加饮河社唱酬，诗词书法造诣日日精进，积累了珍贵的个人经历和丰富的写作资料，终于造就享誉海内外的大书法家和诗人。
因为年代久远又是采访交谈，潘受方面提到的一些时间和细节可能略有出入，些许差错不影响考据结论。其他问题，如那众说纷纭的28个同船人名单，张楚琨和胡愈之为什么在其文章里不提洪锦棠？胡愈之夫人沈兹九是同船人吗？如此背景分析和细节查证，容别文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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