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楼梯穿隙望过去，达夫全显出一个中国式的听差的窘急的状态——是什么力量支配了这个傲慢的文人，而至于如此低首下心呢？生命像一条孤单的电线，在狂风吹过时，嘘嘘发生。四面密布的乌云，又增加凄凉的情调。我们的朋友，处在这样的情境下，又怎能叫我不悲哀而愤怒呢。”

这段话来自王任叔的回忆。1942年至1945年间，他与郁达夫共同避难于苏门答腊。这也是危险与苦涩的生涯，他们原本想逃离被日本人占领的新加坡，却不料印度尼西亚也很快落入日军之手。他们匿名于此，希望躲过灾难，又希望作出某种反抗。

这也是郁达夫一生中最神秘、令人着迷的时光。一个不断需要不断的书写、恋情来确认自我的人，突然变成一个匿名者，他的才华无处展现，甚至连个交谈者都难觅；一个性情至真、习惯名士狂狷的人，又如何忍耐日本宪兵的命令与训斥；一个在日本求学、深受日本文化影响，并因私小说找到自己语言的作家，如今面对一个扩张、凶残的日本帝国，该怎样处理这种矛盾呢；一个不事生产的人，要参与创办酒厂，作为酒厂老板周旋于各方力量之间……他思念新加坡的恋人李小姐，又娶了一位当地华人女子为妻，他与后者生育了一男一女，却又轻蔑地称后者是Bodoh，马来语中的傻瓜。

而王任叔的回忆片段，则是郁达夫最脆弱、最令人不安的瞬间。尽管他们身处赤道，一切皆笼罩于酷热之中，你却在其中读到弥漫的凄凉与寒意。

我在《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中看到这一回忆。近30年前，我曾在北大南门的风入松书店买到它的初版，暗黄色封面，作者铃木正夫，译者为李振声。与其说是内容，不如说书名吸引了我。这个总与富春江、北京秋天联系在一起的作家，怎么会在苏门答腊？一位日本学者为何会追寻这一事件。

它一直在我的书架上，我却从未真正翻阅它，直到它在一次次搬家中不知所踪。但我意外地发现了它的一个新译本，译者为刘高力。它的封面上是一张黑白照片，咧嘴而笑的郁达夫托举着一个婴儿，面对镜头。这该是他在苏门答腊少见的欢愉时光，婴儿名叫郁大亚，这名字或在嘲弄日本人的大东亚的迷梦。

这一次，我几乎一口气读完了它。在往昔，他的文人风流、赤裸裸的日记，以及那些《沉沦》《迷羊》中的孤独与情欲，打动了我。但如今，我对他的生命历程与作品间的关系，都有了新的兴致。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个卢梭式的人物，以自我剖析、自我暴露来应对世界，其所有作品都是自叙式的。也因如此，你可以在其中窥见一个现代中国心灵的形成。出生于1896年的郁达夫，面临着一个旧秩序的崩溃与新秩序的缓慢形成，他的摸索、犹豫、沉沦、哀叹、浪漫精神，乃至悲剧性的晚年，都是理解现代中国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

我在想，是否该沿富春江出发，穿越杭州、上海、东京、北京、福州、新加坡，抵达苏门答腊，去体味他的这漂泊又浓烈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