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领袖人物康有为(1858-1927),政变失败后,不留在君王侧而弃君远遁,流亡海外长达15年。1927年,他从上海搬到青岛居住。是年3月30日晚,他出席同乡宴时,突然感到剧烈腹痛与呕吐,不送去医院医治,而是被护送回福山支路的家,请来日本籍医生诊治。回到家后他病情加重,出现吐血等症状,翌日凌晨吐血身亡,七窍流血,享年70岁,请来诊治的医生说是死于食物中毒。

康有为(中)身穿官服妻妾成群。(互联网)

死讯传出,舆论哗然。关于他的死亡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食物中毒,也有人怀疑与日本人或国民党特务有关,亦有说因“换蛋术”失败等。康在58岁和62岁高龄时,先后纳了17岁的廖定徵和18岁的阿翠(张光)为妾。传言说康为了保住“雄风”,他移植猿睾,导致器官排斥而死,皆语焉不详,莫衷一是。不知是否在丑化或贬损康老?

当时的医学水平尚低,既无尸检报告,也无毒物检测。史料多为亲友回忆或新闻转述,缺乏科学依据。所谓食物中毒是吃了微生物如细菌污染的食物,有人还把吃了含有微量的“有机砷”(organic arsenic)的虾只和喝了含维生素C的橙汁所产生“砒霜反应”归类为食物中毒,可见写史者认识不足,未能分辨无机砷(inorganic,三氧化二砷As2O3 )又叫砒霜,属于剧毒与有机砷,将两者混为一谈,胡乱诊断!

我们有必要从流行病学与病理角度重新思考康有为的真正死因。以及排除“谋杀”等说法,相信后者皆属臆测之言。

症状重建与诊断推论

据史载,当晚康有为宴后“腹痛如绞,呕吐不止,继而吐血而亡”。症状显然来自上消化道大出血。若是砒霜或一般食物中毒,常伴剧烈腹泻与脱水,而非吐血。再者,当晚与会者无人同病,排除集体食物中毒可能。结合病理推断,更合理的解释是:康有为是患有肝脏硬化(Liver cirrhosis)并发食管胃底静脉曲张(Oesophageal varices)破裂出血。这是现代医学上典型的猝死机制之一。肝硬化导致门静脉高压(Portal hypertension),静脉曲张一旦破裂,病人会在短时间内因失血性休克而死。其 “七窍流血”正可解释为呕血与鼻腔溢血的外观误判。

康有为生于广东南海,属珠江三角洲流域,为华支睾吸虫(Clonorchis sinensis)感染的高发区。当地人嗜食 “鱼生” (生鱼片)或半生淡水鱼虾,极易摄入寄生虫囊蚴(metacercariae)。肝吸虫寄生在胆管内,可存活数十年,长期刺激造成慢性炎症与纤维化,最终导致肝硬化与胆管癌。

正常肝脏(左)和 肝脏硬化(右)。(互联网)

此外,华南也是乙型肝炎(Hepatitis B)流行区。若康有为感染肝吸虫,又带有病毒性肝炎,就会加速肝硬化的发展。彼时公共卫生条件低劣,又没有抗病毒免疫疫苗药物预防,慢性肝病往往潜伏多年无症状,直至晚期突发致命出血。这种病理机制,与他临终前“腹痛、呕吐、吐血而死”的记载完全吻合。由此推测,康有为极可能死于肝硬化并发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血。

医学与史学的交汇

在康有为死后的年代,医学尚未揭示肝硬化与静脉曲张破裂大出血的病理学认知,其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跨越几个世纪的漫长过程。其症状在古希腊医师有“医学之父”之称的希波克拉底(Hippoctares)时代已被模糊记录。可见,科学的发展常能纠正历史的误判。

到了17至19世纪中叶,医学界逐步厘清了肝硬化、门静脉高压与食管静脉曲张之间的关系。

威利斯被誉为17世纪的“英国医学之父”。(互联网)

17世纪,威利斯(Thomas Willis,1621-1675,被誉为“英国医学之父”)首次把肝硬化(当时称“肝硬化结节”)与脾肿大、腹壁静脉曲张联系起来,并描述了肝脏变硬、缩小、呈结节状的外观。

18世纪,意大利解剖学家莫甘尼(Giovanni Battista Morgagni,1682-1771)在著作《疾病的位置与原因》(1761出版)中,通过大量尸体解剖,更清晰描绘肝硬化形态,并再次确认其与腹水、脾肿大的关联。

莫甘尼是18世纪著名的意大利解剖学家。(互联网)

19世纪中叶,法国医生,如弗朗索瓦(Francois-Louis-Isidore Valleix)和皮埃尔(Pierre Charles Alexandre Louis)通过临床与病理观察,明确指出食管静脉曲张是肝硬化导致门静脉高压的直接结果,也是致命性呕血的重要原因,“肝硬化 → 门静脉压力增高 → 食管静脉曲张 → 上消化道大出血”这一因果链条由此成形。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生理学和病理学发展,“门静脉高压”概念被正式提出,成为解释腹水、脾功能亢进和静脉曲张等一系列症状的核心理论:肝硬化阻碍肝内血流,使门静脉压力升高,血液被迫经侧支循环回流,冲胀食管与胃底静脉,形成极易破裂的大出血隐患。

医学未成熟所致误解

今日回望,康有为之死并非离奇,而是医学尚未成熟所致的误解。若当时能进行尸检与毒理分析,许多猜测早已澄清。医学不仅救人也救史;它能让误读的历史回归真实。正如西汉哀帝刘欣之“痿痹病”,原被误作“同性恋”;嘉庆帝之猝死,旧说“雷击”,实则急性高血压心肌衰竭(Acute hypertensive cardiac failure)。医学的进步,使屈辱得雪,冤案得白。

写史者若无起码医学常识,就容易以传闻代科学,以臆测误史实。康有为的生命止于一次突发性大出血,却也提醒后人:读史写史者须要有起码医学常识,医学者亦当通史。科学之光可照见历史之暗处,使真相不再沉于谬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