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祸为福，盖未可知”，在致同学徐勤的信中，梁启超这样写道。这是1911年10月29日，距离武昌起义已经19天，一切仍处于混乱之中。谁也不知这意外爆发的起义，是会变成席卷全国的力量，还是会被再度扑灭。

身在神户的梁启超，已来到流亡的第13个年头。13年来，他做出种种努力，想重返中国政治舞台。过去几年，他更是成为立宪潮流的重要推手。他也一直在试图与朝廷中的开明派，包括宗室贵胄（zhòu）暗通款曲。但这也是不断的挫败。他发现自己不仅仍是在逃犯，而且在海外华人中的影响力也不断衰落，他的对手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正赢得越来越多的响应。

尽管10月10日起义被称为“武汉之乱”，它却打破了时局的沉闷，撕开了裂缝。梁启超在其中看到了崭新的机会，不必为革命党一时之声势而炫目，反而欲乘此而建奇功。他对现状的判断是，武汉的革命党未能直捣北京，给清王朝留下回旋余地，它可能需求列强的干预。同时，他判断出革命者内部的分裂。在武汉，黄兴与黎元洪随时破裂，而黄兴与孙中山“不睦久矣，黄彪悍实行，而孙巧滑卷望，黄党极恨之”。再者，“各省响应者皆山东军队各有所拥戴，不能相下”。

梁启超相信最适合中国的是虚君立宪制。他把满人政权比作“附骨之疽，骤去之而身且不保”，实权交给国会，“皇帝不过坐支乾修之废物耳”。他想在皇室内寻找内应，过去两年的经历证明，载洵无能，只有载涛堪用。载涛又与载泽相争，并且落于下风。如今期望载涛能控制禁卫军，进而控制紫禁城。杀气也从信纸张上弥漫出来，梁启超期望禁卫军驻守攻门，驱逐庆亲王与载泽，让载涛自立为总理，然后杀盛宣怀快天下心——正是他的铁路政策导致保路运动，召开国会。先以资政院、谘议局议员充任国会议员，然后皇帝下罪己诏，停止讨伐军，废八旗，皇帝自改汉姓。

倘若这一切顺利，那么武汉之乱，也将促成梁启超一直以来的政治议程，实现国会为中心的立宪政体。此外，他也要借助督抚力量。他担心革命的多米诺骨牌倒塌过快，“此一月中南方各省纷纷响应，糜烂不可收拾”。他计划运动一些省份倡导自立，成为革命党与满人政权的中间力量，既防止被前者左右，也能胁迫后者尽快放弃权力。他相信，广东、广西、云南定会听从建议。他还依赖吴禄贞第六镇的支持，他正镇守保定。自1899年以来，吴就是梁热烈的追随者。

不过，这纸上的大计划，却受制于现实。梁启超发现自己竟缺乏路费回国，督导这一庞大计划。“数月以来，节衣缩食，绝粮且时时而有”，梁在信中哀叹，他已拍卖广智书局的印刷机，而且典当了家人的首饰，仍不能凑足路费及电报费。他更需要款项，去运动禁卫军与第六镇，“不能无所以结其欢欣”。他也对于自己的归国之行缺乏把握，甚至向徐勤托孤，“若万一有他变，则全家二十余口，尽以托诸吾兄……（其妻儿）天下方乱，无国可归，不能不令其暂住日本，但使之无冻馁以死，则所感多矣”。

历史很快证明，梁启超的计划不过是纸上谈兵，一切都未按照其期待进展。但重读这封信，你却充分地感受到一个历史人物在面对历史关头时做出的反应。没人知道历史的方向，你只能尽快提供你的蓝图。尽管，大部分时刻，它都是错误的，却可能在那个时刻，给予你某种确定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