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并不知道这本小册子会被印刷，它的原稿理应与其行李在东京的中国学会俱乐部；他说，并不想推翻朝廷，只想成为第二个卢梭；他还说，已觉这本书的思想是错误的，现在他的兴趣在社会主义。

这是1903年12月初的上海公共租界会审，苏报案的第三次审讯，章炳麟、邹容再度出庭受审。在历史书中，这一桩案件早已被视作重要的时代转折点。邹容的《革命军》是革命话语的正式确认。

它的内容是种种流行思想的最佳汇聚。它推崇社会达尔文主义下的种族思想，他相信黄白二种主宰地球，而满人所属的通古斯族压抑了汉人。他还攻击曾国藩、左宗棠所谓的中兴一代，不过，“屠戮同胞，为满洲人忠顺奴隶”，他更倡导人权观，“各人不可夺之权利，皆由天授。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赋之权利。不得侵入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它还倡导一种政治革命，“日持其弊端暴政相继方形，举一国之民，悉措诸专制政体之下，则人民起而颠覆之”。尤为重要的是，它如此公开的赞颂革命，“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如此赤裸裸的号召仇杀满人，“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章炳麟不仅为此作序，还在另一篇文章中称光绪皇帝，“载湉小丑，不辨菽麦”。如果按照今天的标准，这正是不折不扣的仇恨演说。

写作这本小册子的邹容不过18岁，其在狱中的离世，更为之增添了悲壮色彩。他几乎即刻就获得了一种永生地位，一种青春、牺牲、革命交织的魅力。在今日的上海，一块巨大墓碑，彰显着这个青年穿越历史的力量，他年轻，却有千钧之力。

这力量虚幻又具体。一篇两万字的小册子，被印刷了上百万册之多，在东京、上海、广州到檀香山、新加坡、纽约，凡有华人处，就有它的存在。鲁迅日后回忆晚清的革命文学，“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上浅近直截的‘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所作的《革命军》”。

当阅读到庭审记录时，邹容的形象却有了新感受。当然，经过近半年的牢狱生涯，这自辩值得理解；它也折射出这个青年变动的思想，倘若历史可以假设，邹容并未逝于狱中，未来仍有漫长的路要走，他很可能真的否定少作，甚至走上相反的思想道路。死亡定格了他，也简化了他。他所代表那股激进主义作风，与其说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不如说是时代风潮的产物，其个人性、才能恰与之相契，爆发出巨大力量。但这一切并非必然，充满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