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宋文翰的华文教材《中华文选》，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老一辈华校生的记忆中，几乎是无人不晓的经典。想当年，由宋文翰主编的语文课本《中华文选》（全八册），是新马地区华文学校的首选教材。不只在南洋有较大影响，在香港、台湾地区也被很多中学选作语文课本。
1920至60年代是南洋地区华文学校蓬勃发展时期。以新加坡为例，1921年仅有华校32所，1924年激增至181所，到1941年，更增至370所。二战之后的1950年，华校数量已回升至301所，足见彼时华校之荣景。当年涌入南洋的华人多是侨民身份，创建的华文学校属于侨校，华侨教育属于中国教育体制的海外延伸，使用的教材更是直接从中国采购。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选用宋文翰编写、中华书局的《中华文选》做华校教材，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
曾任编辑并投身教育界
宋文翰（1894－1972），字伯韩，中国浙江省金华人。关于他的生平记载不多，据其长子宋瑞楠等人撰写的《宋文翰先生事略》所述，他早年考入金华府中学堂师范科。1917年毕业后，由校长金兆梓推荐任金华县乙种农校校长。
1920年，他进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深造。毕业后，在鲁迅的推荐下，先后在天津南开附中、厦门集美女子师范等多所学校执教。1930年代中后期，宋文翰任职于上海中华书局，担任编辑，出版多部学术著作，还主持编纂多套语文教材。1949年后，他先后任教于杭州师专、浙江师范学院等校，历任教务主任、校长、主委、副教授等职。1962年至1965年间，担任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直至退休。
以先祖宋濂为楷模
宋文翰家学渊源深厚。其祖父宋元真勤俭善营，积累丰厚家资，所生三子皆先后考中秀才，“一门三秀才”的美名远扬乡里。不仅如此，他的祖上还可追溯到明代开国文臣宋濂那里。宋文翰深以自己为宋濂之后人而自豪。
宋濂（1310－1381），浙江浦江县人，明代初期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曾任翰林，修《元史》。据《明史》记载，元朝末年，元顺帝曾召他为翰林院编修。宋濂认为，蒙元之帝，非汉人之属，便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修道著书。宋濂“义不事元”一事，被后世称为具有民族气节。其散文名篇《送东阳马生序》，更是中学生必读的励志名篇。
宋文翰常以先祖宋濂为楷模，深信先祖宋濂“学文先学做人”的教育主张。日本侵华后，金华沦陷，宋文翰携家人迁居塘雅，以避开敌锋。后来，汉奸刘阆三担任伪地区专员，想委任宋氏任武义县县长之职。宋文翰坚辞不受，志不助敌。当他得知金华有多位文教人士被俘虏，变节投敌成了“落水文人”，自知处境危急，便对妻子说：“若不急走，终当就俘，岂有义不事元之宋濂后裔而为敌效劳的么？”在其妻的支持下，他星夜更服乔装为小商人，昼伏夜行，只身遁入宣平大山，到金华师范教书，保全了民族气节。
宋文翰考入北京师大念书，曾跟随鲁迅研修《中国小说史》，毕业后去南开附中和厦门集美女子师范任教员。1926年9月，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宋文翰和其他同学戴锡樟、庄奎章等跟鲁迅有很多互动。鲁迅的日记有三篇写到跟宋文翰的交往。他去南开附中、集美女师是魯迅推荐的，但他从未向人谈及。当子女问他“为何讳莫如深”，他不含糊地回答：“鲁迅是鲁迅，宋文翰是宋文翰，何必自吹自擂，累及老师盛徳？”他在编教国文课中，虽极力推崇魯迅，但从不说自己与鲁迅是师生关系。魯迅逝世时，他还发去专函致哀，以表对老师的深切敬意。
“何必自吹自擂，累及老师盛德？”这一句质问，即使放到今天物欲横流，攀附成风的社会语境中，仍具有醒世、警世的力量。
在华文教材中高居第一位
宋文翰是语文教育专家，也是语言学家，尤其在修辞学、文章学、文字训诂等方面，著述丰硕。他的著述有十多种，包括《文字学发凡》《常用国字认识法》《文言虚字》《说文解字段注纠谬》等。在上海中华书局编辑部工作时，曾负责主持旧《辞海》中语词的诠释审定工作。除此之外，宋文翰的最大学术成就，是单独或合作编写了五套语文教科书，其中有的教材如初中适用《中华文选》再版几十次，历久不衰。
这套课本依据当时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的教学大纲编写，主要面向中国学生。拿来给南洋华族子女学习其实不完全合适，因此多少年来，改革教材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华书局新加坡分局便组织人马，对旧版《中华文选》进行较大修订，形成1966年版。四年后，又局部修订，形成1970年版。据本地新华书局东主、著名华文教材收藏家杨善才介绍，主持增编本修订的是杜门（即杜连孙）和以今。
进入1970年代，本地华文教材有很多种可以选择，但是，据新加坡资深华文教师杨培联1971年统计60所华校选用教材的情况；结果选用《中华文选》做课本的中学有23所，占总数的38.3%，高居所有华文教材种类的第一名。与此形成反差的是，这套教材在台湾是被政府查禁的，原因是编写者“附匪、陷匪”。同一教材，命运截然不同。
余波荡漾影响深远
《中华文选》在新加坡华文中学持续使用近40年，堪称奇迹。直至1987年起政府全面统一各语文源流学校，以英文为第一语文，母语为第二语文，传统意义上的“华校”由此转型为双语教学体系，这套教材才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然而，其影响并未随之消散。不少华校毕业生仍深深怀念那段学习岁月，周维介、白宗德等人都曾撰文追忆当年学习《中华文选》情景。本地脸书账号“十里之外” 活跃着成千上万的老华校生，常有贴文评论宋文翰和《中华文选》。足见余波荡漾，影响深远。
宋文翰生前并未踏足南洋，他未必知晓南洋有多少华校选用他编写的《中华文选》作课本，更不会想到成千上万的南洋华人子弟正通过这些教材熟读鲁迅的篇章，领略中华文学的神髓，汲取中华文化的养分，并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自己的价值观。他更不可能预料到，自己辞世半个多世纪后，南洋华校的学生仍铭记着他和他所留下的教材。
魂灵归天国，功德在人间。谨以此文缅怀为南洋华文教育事业作出不朽贡献的宋文翰先生。
（罗福腾博士是新加坡社科大学中文系教授、李伟雄博士是新加坡社科大学中文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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