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名汤生，字鸿铭，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学博中西，精通多种语言，获好几个博士学位，是清朝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
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全力向西方人宣传东方文化和精神，并产生重大影响，西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坊间多说辜鸿铭精通英、法、德、俄、意、拉丁、希腊、葡萄牙和马来西亚等九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但是辜鸿铭自己从未主动说明过。不过他学识的博大精深，是世人所公认的。
对这样一位人物，自然值得详细介绍。
1856年6月30日，辜鸿铭生于南洋马来半岛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里。他的先人来自厦门，父亲辜紫云是英国人经营之橡胶园的总管，说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辜鸿铭天资聪慧，莎翁38个英文剧本，他能倒背如流。
获文哲理神等博士学位
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布朗告诉他，“现在欧洲国家和美国都想侵略中国，所以那些国家的学者，都在努力钻研中国；希望你日后也能为自己的国家学好中西文化。”
1870年，14岁的辜鸿铭被送往德国学习科学。后回到英国，以优异的成绩被名校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
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再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获文、哲、理、神等好多个博士学位，会讲好几种语言。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精研国学成一代名师
1880年，辜鸿铭返回故乡槟城。次年，遇到马建忠，他是清季著名学者和教育家马相伯的弟弟，所著《文通》（通称《马氏文通》）十卷，是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辜鸿铭与他倾谈三日，思想发生重大改变，随即辞去殖民政府职务，专心学习中国文化。
1883年，从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就以宣扬中国文化并批判西学为己任。1921年，他在《纽约时报》上以《未开化的美利坚》为题，发表专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将《论语》《中庸》《大学》译成英文，在海外刊载和印行。
1885年，辜鸿铭前往中国，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委任为外文秘书。张之洞实施新政、编练新军，也很重视高等教育。辜在张之洞幕府中任职20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自己精研国学。
1893年11月，辜鸿铭代张之洞拟稿，上奏光绪皇帝，筹建由国人自力设立、自主管理的高等学府“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由蔡锡勇任总办（校长），辜鸿铭任外语教习，授课甚受学生欢迎，成为自强学堂的一代名师。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172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8年任外交部侍郎。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
1910年，他辞去外交部职务，到上海任南洋公学监督。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他于1914年9月进入北京大学任教，主讲英国文学和拉丁语。同年，《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尖锐而深刻。这本书的德文版，在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1920年8月辜鸿铭离开北大。据说他支持满清复辟，招致北京当局不满。1923年，经人推荐到一家日本人办的英文报馆当总编辑。1924年赴日本讲学三年，其间曾赴台湾讲学，由台湾鹿港辜家的创始人辜显荣招待。1927年，从日本回到中国。
1928年4月底，奉系军阀张宗昌内定辜鸿铭为山东大学校长，辜也有意前往，但染上感冒，请法国医生来看，不见好转，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以英文著书宣扬中国文化
辜鸿铭的仕途生涯不值得细论，他一生事迹的意义及其重要性，在于沟通中西文化。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孔孟哲学，精神道义，他勤于写作。辜氏一生著述颇丰，多用流利的英文写成，目的即在使西方人因了解而尊重中国文化。
他写了很多本英文书，最重要的一本是“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这是辜鸿铭向西方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该书1915年在北京首次出版，并很快由德国学者施密茨（Oscar A.H. Schmitz）译成德文，一时轰动西方。书中力阐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中国文明的价值，鼓吹中国文化能救西方。
此外，辜鸿铭还常在英文报刊上发表文章，批判西方之弊，阐扬“周孔之道”。文章发表后，西方人既惊讶又佩服，德国人和日本人尤其如此，所以辜鸿铭的文章和专书，德文和日文译本特别多。
辜鸿铭翻译儒家书籍一个重要特点，是引用歌德、卡莱尔、阿诺德、莎士比亚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某些经文，这在儒经翻译史上还是第一次。辜鸿铭在《论语》译序中解释了其用意：“为了让读者彻底理解书中思想的含义，我们引用了欧洲一些非常著名作家的话，作为注释。通过唤起业已熟悉的思路，这些注释或许可以吸引了解这些作家的读者。”有学者认为，近代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虽然是双向的，但“西学东渐”的势力始终要比“东学西渐”强大得多，且西方人在对东学进行选择时，总是带着殖民者高高在上的蔑视态度，因此与东方文化的隔膜甚深。在这种情况下，辜氏的儒经注释法对于帮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文化，有深远意义。
坚信儒学能救西方
除了引用欧洲名家作注之外，辜氏还在注释中将书中出现的中国人物、中国朝代与西方历史上具有相似特点的人物和时间段作横向比较。如将颜回比作圣约翰，子路比作圣彼得，尧比作亚伯拉罕等。对于夏朝这样一个时间概念，辜鸿铭作了这样的比拟：夏朝之于孔子时代的人，就如希腊历史之于现代欧洲人。这样的比较未必恰当，但却有助于那些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更好地把握儒家经典的内容。
他以为儒家学说的仁义之道，可以拯救弱肉强食竞争中出现的冷酷与毁灭；他相信，正被国人摒弃的传统文化，恰是拯救世界的良方，而儒学即是这个文化精髓所在。
精通西学的辜鸿铭，在潜心精研国学后，就此产生了“儒学能救西方”这个持守终身的定见。故他不仅自己顶礼膜拜，更不遗余力推向世界，肩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责任。
因为有中国文化的自信，所以他对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也有自己的解释：“中国人的性格和文明的三大特征，是深沉、博大和纯朴（deep, broad and simple）”，此外还有“灵敏”（delicacy）。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gentle，温文尔雅）。
辜鸿铭满腹经纶，当年他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六国饭店用英语讲演《中国人的精神》，不但要售票，而且票价要高于梅兰芳。梅的戏票价格为一元二角，辜的讲演票价是两元，还座无虚席。足见他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辜鸿铭和胡适同在北大任教，但却是“冤家对头”，辜蔑视西学，而胡却推崇西学。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多次交锋，也有双方对孔教的争论。据说辜鸿铭离开北大，与胡适不合也不无关系。
辜鸿铭留给国人印象最深的，大概要算那条拖在脑后的长辫子。北大的学生嘲笑他，他反唇相稽：“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去掉很容易；你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去掉就很难了。”学生举座默然。
辜鸿铭还深入解释他这条辫子，“我许多朋友嘲笑我对清室的愚忠……但我经由对清室的效忠，而效忠于中国之宗教，效忠于中华民族之文明事业。”
《清史稿》说辜鸿铭：论学以正谊明道为归，尝谓：“欧、美主强权，务其外者也；中国主礼教，修其内者也。”又说：“近人欲以欧、美政学变中国，是乱中国也。异日世界之争必烈，微中国礼教不能弭此祸也。”
就是说，辜鸿铭反对中国去学欧美的政治，认为这是乱中国。将来世界纷争一定更激烈，只有中国的礼教才可以消弭这种灾祸。
现在世界乱得不得了，且等着验证辜鸿铭是否为先知。
学界评论辜鸿铭
辜鸿铭是翻译名家，对中国另外两本有名的译作，从伦理的立场有所评论：
严复译出《天演论》，使国人只知道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而不知道尚有公理存在，而今天兵连祸结，民不聊生。自林纾译出《茶花女遗事》，国之青年只知道男欢女爱，沉浸其中，而不知尚有礼义存在。
辜鸿铭“树大招风”，学界对他也有不同的评论。
同为大师级的林语堂这样看他：英文造诣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总而言之，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始有其异人之文采。
文学大家吴宓在《大公报》上说：除政治上最主要之一二领袖人物应作别论外，今日吾国人中，其姓名为欧美人士所熟知，其著作为欧美人士所常读者，盖无有如辜鸿铭氏。自诸多西人观之，辜氏实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惟一有力之宣传员也。
剑桥出身、英文名家、北大教授、驻外大使温源宁另有看法：
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夸耀自己的奴才标识（辫子）的独裁者；就是这种自相矛盾，使辜鸿铭成了现代中国最有趣的人物之一。
辜鸿铭似乎“盖棺”尚无“论定”。
袁世凯出身行伍，喜欢强调自己没学问但是善于实干。他曾经向德国公使吹嘘说：“张中堂（张之洞，是探花出身）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袁世凯的幕僚将这件事得意地告诉辜鸿铭。辜鸿铭不假思索地回答：“老妈子倒马桶，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
辜鸿铭（1857-1928）
自称“一生四洋”，即“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因学博中西，故人称清末怪杰、清末狂儒。一度为保皇派，民国时期在北京大学讲课时，仍留着大辫子，带着书童。
在早报应用继续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