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自比浔阳江头琵琶妇。

在白居易的笔下，琵琶妇的飘零，也正是自己命运的折射。而对于1904年末的梁启超，他想如琵琶妇一样，追忆朝鲜的命运，其与中国的关联。日俄战争，正令朝鲜失去最后的半独立性。在这一剧变中，中国束手无策，也正是无能的中央帝国的最佳象征。借由朝鲜的命运，梁启超不仅看到了中国失落的权威，它无力保护昔日的藩国，还有沦为相似命运的可能。

“于其词气于其称谓间，穆然想见上国之位置之威信”，阅读李鸿章20年前给朝鲜的外交公函，梁启超发出这样的公函。在1884年的甲申之变后，中国对于朝鲜的控制反而加强了，袁世凯变成了监国式的存在。梁将之称为朝鲜为中日两国之朝鲜。但这一局面在1894年被打破，中国的影响力骤然消失，但俄国势力突然涌入，梁称之为日俄两国之朝鲜。日俄战争之后，梁感到朝鲜的亡国时代开始了。

梁的论调在中国读书人中激起广泛共鸣。他们在这哀叹中却很少思考朝鲜人的感受。他们的确拒绝日本的统治，但中国的影响一定是他们想要的吗？

“自来清国之自以为属国，诚万无之耻，亦不无因此而国无振作之望。此是第一拟撇退羁绊，特立为独全自主之国”，在1883年至1884年间访问日本时，金玉均这样致信日本政治家后藤象次郎。作为朝鲜最重要的维新者，金玉均想摆脱中国，以日本为楷模推动朝鲜改革。他们这个群体被称作开化派，以区别亲中的保守派。

当中法战争在1884年10月爆发后，这些开化派们看到了新机会。他们期待中国的失败，并趁此摆脱这个常年的宗主国。11月29日，金玉均对高宗与闵妃密陈，这是独立最佳时机。12月4日夜，在日本使馆的帮助下，金玉均发动政变，杀死六名亲华大臣，并将高宗与闵妃置于开化派的保护下。在随后宣布的十四条政纲中，有一条即是废除对华的朝贡。

政变只持续了三天，袁世凯控制了局面，金玉均流亡日本。在某种意义上，他也是梁启超的先声，都试图寻求外力改变故国。但金更为悲剧，他很快就对日本幻灭，在流亡中，他仍上书高宗：“今为朝鲜谋，清国本不足恃，而日本亦然也……他国占领清国之安南、琉球，清国尚不敢试一言之抵抗，却云将使我邦高枕安卧，实为可笑之事。日本自前年以来不知何等思考，一时热心于我邦之国事，而自一变（甲申之变）之后，忽然而弃此不顾之模样，亦不足云恃也”。

他试图重新与中国建立联系，达成朝中日的新联盟。这也是天真的计划，1894年，他被暗杀于上海，并成为甲午战争的导火索之一。

倘若他活着，能听到梁启超的感叹，想必会生出另一种不屑。这也是梁启超之后几代读书人的矛盾，他们耿耿于中国屈辱与失落，却常忘记自己也给周边世界带来如此多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