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礼涛导演的自资新片《我们不是什么》（编按：刚在本届“新加坡华语电影节”放映），在香港引起观众极大共鸣，成为今年的一部话题现象级电影。这种共鸣，不同于今年另一部话题作《夜王》，因为邱礼涛绝不聚焦于怀旧，他的电影从来关乎当下之怒、之痛。
《我们不是什么》表面上是一部“真实故事改编”的犯罪剧情片，或者是同志电影——假如我们真的只看到这两者，也许会有点错位感，因为邱礼涛太擅长拍前者，因此电影一开始巴士爆炸案的种种悬疑和残酷镜头吊人心弦，反而抢走了不少他关注的社会底层暗处幽微的力道，使后者容易也变成前者一样的“类型化”；至于同性恋和泛性恋的阐释，不擅此道的邱礼涛也多有刻板印象和过火煽情，这点不用讳言，已经有不少同志观众和影评人指出。
比《拆弹专家2》更到肉
但是，不过火，就不是邱礼涛了，在识时务者都选择灭火的时候，邱礼涛始终带着一股火向你迎面杀来。这次《我们不是什么》比2020年的《拆弹专家2》更大胆，更到肉。一方面是他以一辆普通的香港巴士、一个地盘、一家茶餐厅串连起最地道的香港众生相；另一方面，电影取材自1998年的武汉公车爆炸事件，爆炸制造人也是一对底层打工的同性恋人，饶有深意。
1998年的武汉，跟2025年（电影里案发时间）的香港，应该是完全不同的时空，前者逼迫出绝望者报复社会似乎可以想象，但后者呢？本来不应该，但这几年目睹这“亚洲金融大都会”的种种荒腔走板、各个领域的败坏，尤其是宏福苑大火所暴露出的各种匪夷所思的部门失责塞责，我就充分理解了邱礼涛的决定，至于诸多认同此片的香港观众，肯定也是有所联想。
“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是无辜的”这句这几年在中国网络上广泛流传的话，也出现在《我们不是什么》的两位亡命鸳鸯居住的劏房门后。原文应该是波兰犹太裔诗人斯坦尼斯洛·杰西·莱克（Stanisław Jerzy Lec）的：“No snowflake in an avalanche ever feels responsible.”更准确的翻译是：“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
从后者出发，才是理解《我们不是什么》里那一辆巴士和香港本身为什么会沦为惨剧的关键。因为巴士上有的是无辜的人，同情和帮助出柜弟弟Ike的姐姐就是，她腹中的胎儿更是，然而她们却死于弟弟的“揽炒”——这种绝望与无常是邱礼涛的“过火”也是他所洞察的真相之隐喻。
责任人，并不在巴士上——他们不会坐巴士和地铁（剧中一富贵女中产台词说“我二十多年没有坐巴士了”，就像几年前那女特首不懂怎样坐地铁一样），Ike与恋人晖仔的愤怒可以理解，但释放愤怒的地点搞错了。但“不是什么”的他们又可以怎样？这是一个地盘工人讨薪只会换来一句“请你返回行人路”这句香港人记忆犹新的“忠告”的世界。
最抓我心的半秒镜头
巴士从第一个镜头就爆炸了，香港并不是。谈论巴士为什么被炸已经意义不大，就像电影找出“元凶”也没有意义。我们还是说回香港。电影最抓住我心的一个镜头只有半秒钟，来自配角Andrew与Ike的互动。Andrew看上了Ike，以买他的画为由勾引之，第一次Andrew拣选的是一幅绘画老香港的同志圣地“浴德池”的，这个隐喻已经很精彩，但第二次Andrew选画更精彩，他先拣选一幅打篮球美少年（符合他的审美），Ike不卖因为这是画晖仔的，接着Andrew拣选了另一幅，镜头只有半秒，但我想很多香港人都会像我一样一眼认出画的是什么。
那是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最感人一刻，被称为“摩西分红海”的百万游行者瞬间有序分开让路给救护车的一幕。那幅画，象征着另一个香港，另一个本来如此优秀、可以被选择的香港。然而。然而。
好吧，说回那幅不卖的，因为它对于Ike最珍贵所以不能卖，却被来抓捕他的警察无情充公，Ike质问警察：你们留着它也没有用为什么不能还给我？！
是啊，为什么不能还给香港人他们最珍惜的那些东西？为什么一把火烧了宏福苑只允许受灾者以三小时收拾他们住了大半辈子的家园？太多太多为什么了，怎么追问下去？尤其是，对于被追问者，我们什么都不是。
“有的日子系要记得的。”这句金句出自于电影的第三主角鉴证专家龙Sir，他说的是禁烟日，但每个观众都可以把自己不能忘的日子套上去。邱礼涛导演，谢谢你是选择记得的一个。
毕竟香港不是那辆焚毁的巴士，没有一个鉴证专家能够从碎片中还原出什么，只有我们彼此——“谁亦会是谁的天使／自爱者都是摩西／只要够坚持……红海前悠然共你／遥望那六月飞霜”——电影片尾曲这首2003年林夕为卢巧音写的《天佑我们》唱起，他竟然也使用了摩西分红海的典故，这不是巧合也不是预言，而是信念。
（本文小标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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