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是在惹兰勿刹的一家药店前拍摄的，大约有75年历史了。 站在中间，抱着孩子的那个女人，就是我一直叫“阿伯”的人。
那时的我，还不懂什么叫时代，只记得门口很高，门板厚重，人站在前面，总显得有些拘谨。照片里的人神情都很收敛，像是被时间轻轻按住了一样。可我后来才明白，这样的一张合照，其实是一个家族在南洋落脚的见证。
这家药铺名叫“资生堂”，和日本的化妆品没有关系；它是街坊邻里看病抓药的地方。我就出生在这里。客家人说“胞衣迹”，意思是胎盘埋在哪里，哪里就是一个人的根源所在。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和这家药铺，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联系。 而“阿伯”，正是这种联系的核心。
把“伯姆”叫错音
阿伯早年守寡，一个人撑着铺子。她个子不高，话也不多，可一旦有人想赖账或占便宜，她那一口客家粗话就会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干脆，直接，不留情面。我小时候站在一旁，只觉得她厉害，甚至有点凶。长大后才懂，那不是凶，是她在替自己，也替这家铺子立住规矩。
我从小叫她“阿伯”，其实是把客家话“伯姆”叫错了音。大人纠正过几次，我总改不过来，她也由着我。久而久之，这个听起来有点阳刚的称呼，反倒和她很相称。或许因为我是店铺里出生的第一个男孩，在那个重男轻女的传统年代，自然成了阿伯格外疼爱的对象。
她留给孙女的叉烧、荷包蛋，我也能分上一份。当时，我对此习以为常，并未多想。等年纪大了再想起，才慢慢明白，那些被默许的“多一口”，其实是她不说出口的偏心。
讲分寸非情面
我最记得的，是她腰间那一串钥匙。
她走动时，钥匙不会张扬地作响，却总有轻轻的碰撞声，不急不缓，像是在提醒人：这家铺子的进出，这一家人的生计，都在她手里。有人来借钱，她会借也收利息；有人想做生意，她肯帮却不纵容。她讲的是分寸，不是情面。
后来我才知道，不少从大埔莒村南来的人都在这家药铺落过脚。她像一棵树，让人靠一靠，再各自去闯生活。有人从这里出去，开店当了老板。她很少提起这些事，仿佛一切不过是顺手为之。
每年春节，我还是会带着妻女去看她。她照例把牛肉干、腊味端出来，还有那道腊猪肝，咸香中带着淡淡的烟熏味，搭配白兰地，简直是绝配。在琥珀色的酒液与腊味的碰撞中，老街的时光仿佛凝固了。她不劝酒，只是轻声说：“吃吧。”语气带着命令的意味，却让人感到安心。
那时候，我总以为她会一直在那里。后来，老街拆了，药铺没了，她也走了。她的孙辈们继承了生意，甚至还把客家菜“大埔牛肉丸、酿豆腐”做成了招牌。再次看着这张照片，才发现很多细节都没有留意：门口的木板、人的站位、还有她抱孩子的手势。那些我曾经习以为常的事物，一点一点，从记忆里退去，只剩下轮廓。
这些年来，再没有人用那样的语气叫我吃东西，也没有人像她那样，带着那一串不急不缓的钥匙声走来走去。
有时我觉得，我记忆中的不仅仅是一个人，更是她存在的声音，那种让生活变得踏实稳定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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