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谌容女士写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大家都觉得写得非常好。我想，任何一个看过的人，都会感觉到她确实很深刻、很实际、很到家地描写了今天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前途愿意尽最大努力的一种心情。
——杨振宁：“在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前途”演讲会致辞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的这番评价，道出了谌容作品最核心的价值：她以文学的笔触，深刻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冲击下，依然怀抱报国之志，坚守文化理想的灵魂轨迹，以及为人民服务而牺牲个人利益的献身精神。她的作品不仅是文学创作，更是一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正因如此，《人到中年》先后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一等奖，并被多次搬上舞台、改编成电影与电视剧，影响力远远超越文学领域，成为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
二年前谌容逝世，一直想写点东西，因为瞎忙，没能顾及，近年见到她的作品《人到中年》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还搬上舞台剧，感动不少观众。终于鼓起余勇，写了这篇文章。
我认识谌容，始于1981年。
那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30周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场盛大庆祝活动。这是“文革”结束不久，文艺界刚刚复苏的时节。许多久未谋面的老一辈作家如“出土文物”般一个个现身：夏衍、周扬、丁玲、俞平伯、端木蕻良、萧军、廖沫沙、阳翰笙……纷纷露脸。与此同时，一批改革开放后脱颖而出的新派作家也齐聚一堂。老作家我认识不少，但新一代的作家，过去相交极少。
在那次盛会上，三位新晋女作家成为全场焦点：谌容、张洁、张抗抗。她们各具风姿——谌容庄重而沉静，张洁娟好而文雅，张抗抗开朗健谈。也许是个性使然，谌容的内敛让人感到不易接近。后来我与张洁、张抗抗成了深交的朋友，与谌容的深入交往，则要等到两年之后。
骨子里有不容冒犯的刚直
1983年，我参加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为了报考美国的大学，我在爱荷华多逗留一年，在爱荷华大学语言系进修英语，延至1984年才入纽约大学攻读出版管理及杂志学。也正因如此，我有机会遇见参加1984年度写作计划的作家。
这一年的内地作家有谌容、徐迟；来自台湾的则有管管与袁琼琼夫妇。
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作家，大多被安排在五月花公寓，两位作家共用一间厨房。写作计划每月给每位作家发放1500美元津贴，每周派车接送大家到近郊超市采购蔬菜、肉类及日用品，自行开伙。
谌容与徐迟共用一间厨房。然而徐迟在内地有保姆照料，对厨房事务一窍不通，只好天天到谌容那边蹭饭。谌容个性硬朗，是个喜欢自在的作家，徐迟日日来蹭饭，令她不胜其烦。时日一久，难免假以颜色。徐迟无奈，转而投奔柏杨夫妇。柏杨与张香华宽厚大度，并不介意，但日子长了，徐迟自己也觉得脸上挂不住。最后索性跑到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吃现成饭，一去不返。写作计划主持人聂华苓也为此一筹莫展。
这段小插曲，让我对谌容的性格有了更深的体认：她是个不喜纠缠、讲究边界的人，骨子里有一种不容冒犯的刚直。
在爱荷华再次遇见谌容，我们反而交谈渐多。她告诉我，她的先生是《人民日报》的主笔，撰写社论与专论，令人肃然起敬。难怪她举止优雅，一举一动均有方寸，有一种令人肃然而难以逾越的沉稳。
然而她本人虽出身名门、丈夫居要职，却是个率性而为、不受拘牵、一心热爱写作的人。她的作品与她的言行颇为一致：敢说敢为，对知识分子长期受到压抑与不平等待遇，敢于发声。这种“文如其人”的品格，正是她小说价值的根基——不虚美，不隐恶，以真诚直面现实。
一次深入访谈
我在1984年对她做了一次深入访谈，她放开胸怀侃侃而谈，毫无顾忌。以下是当年访问的录音整理。
谌容访问记
时间：1984年9月
地点：爱荷华五月花公寓
彦：好像你童年没念过什么书？当时你在农村。
谌：家庭出身不好，非劳动人民家庭。我父亲是国民党最高法院的负责人。
彦：那你应该受到良好的教育。
谌：童年时也上过学，但后来解放了。抗战时我在重庆乡下，解放时我在重庆，1949年。我1936年出生，13岁；18岁进大学。后来在重庆参加工作，在一个书店当售货员。解放前只念到初中一，在重庆女二中。解放后想脱离这个家庭，自食其力。当时只要你工作，就是参加革命。我到了书店，那是专门为工人开的新书店，工人出版社的门市部，我在那里待了一年。1951年3月开始，1952年6月进入西南《工人日报》编辑部，不是当编辑——我才16岁，负责拆信封，分给编辑，晚上收听记录新闻。我文化程度比较低，但不甘心，别人大学生、高中生，我就自修初高中课程，还学了一点俄语。1954年9月，国家提倡考大学，我就考了北京俄语学院，到了北京。我初高中都没念，大学二年级时，20岁结婚。我爱人是原来西南重庆《新华日报》的，即后来的《人民日报》，现在还在《人民日报》，叫范荣康，写社论的，评论部主任。
彦：当时你的出身，念大学没受影响？
谌：没有，当时非常好，只要分数够了就凭分数录取。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我都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只是大学一、二年级时有过一次小型批判运动，但那是针对别的同学。我只管业务、管功课，到现在我还是非党作家。
彦：你什么时候开始对文学产生兴趣？
谌：从小喜欢文学，但从没想过当作家。大学毕业后到广播电台工作，做苏联广播，当时是非常好的工作。五年以后生病了，不能再工作。报刊搞了一个栏目叫“走向文学之路”，我是这组文章的第一篇，题目叫《痛苦中的觉醒》。这篇文章讲我从广播电台生病以后，经常晕倒。我尝试过很多事情，搞过翻译，最后因为从小喜欢看小说，就想写点东西，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我很同意“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个说法。后来我自己花钱、自己找关系去了山西。
彦：为什么说你下放农村？
谌：下放是后来的事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山西、河南、北京郊区，我都去过。我开始写剧本，写了三个都不成，没发表。我没有受冲击，因为我没上班，拿劳保工资。生病后从广播电台调到教育局，但也没上班。造反派没参加，保守派也没参加。但逍遥派也不能光逍遥。到1969年，这期间我写剧本，都没发表，但对后来的创作有好处，帮助我掌握结构和语言。69年下放，一去四年。北京郊区通县，还算比较近。要说真话，真正也没什么人管我。就是在那时开始写的。最近要出一本《谌容研究专集》，里面我写了一篇很长的自序，1万5000字，把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写清楚了。
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严文井出面。我的小说稿送去后，造反派说正好批一批我——像谌容这样“反动派”的女儿。那是我第一次遇到最坏的情况，我当时三十六七岁。十年心血，化为乌有，都快气疯了。当时主持这事的是江青。我先生处境也不好，他正好不在。我写了一封信给中央办公厅，信里根本不敢提他，好像没有范荣康这个人。信通过邮局寄去。办公厅找我，把原稿要去看。这在当时很少见。他们看完小说，中央办公厅批给人民文学出版社，说作者本人没问题，小说也比较好。出版社马上把我请回去，把书出了。我当时很清醒：只求出书，别的事一概不管，不想当官。出完书我就溜了，又去了山西。
75、76年，写第二部长篇《光明与黑暗》。粉碎“四人帮”后我调回来，要求创作假，单位要按事假算。我没跟他们吵，就走了，从76年扣工资扣到80年8月。其实他们想让我承认纪律性、组织性不强，我说我宁肯饿死。那时我的小说在社会上还没有影响，我半年没上班。这种情况下，压力是很大的。但我认为我是对的，一定坚持，不管你们说什么。三年半，我希望有点文人的骨气，不去哀求谁。79年我出了中篇。
彦：我当年看到你的小说《永远的春天》，很受欢迎。
谌：那之后第四届文代会，本来跟我没关系。会上表扬了两个中篇，一个是《永远的春天》。茅盾先生和评论界认为这篇小说还不错。
彦：老实讲，这个中篇如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谌：那当然不可能出。这篇小说其实一年前已经写出来，人家看了说是“绝命的哀歌”。
彦：81年《人到中年》发表。陆文婷在现实社会里是不是真有这个人？你为什么对医院生活这么熟悉？
谌：这些知识分子的生活我很熟悉。医生朋友很多，所以写了之后很多人对号入座，说写的就是她。其实生活都差不多，这是平常积累的。写到眼科医生时，我专门去医院待了一个月，主要解决技术问题，比如手术。我看的并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从很多人中提炼出一个典型。
《人到中年》的价值，在于它第一次如此真实、如此动人地呈现了中年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依然恪尽职守，将患者的生命、国家的未来置于个人利益之上。陆文婷这个形象，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不朽的典型人物。
彦：在当时的情况下，出国是不是知识分子的一条出路？
谌：当时知识分子外流的问题，报刊上都没有说。我开始构思这篇小说时，还没有“出国”这一说。到医院以后，发现医生外流情况很严重，甚至技术比较好的医生也在走。我想，我们要搞四个现代化，很需要知识分子，这样老往外跑，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我出于好心，不管那么多，就写了。我没考虑这是不是一条出路。我觉得生活确实如此，这件事不应该发生。我在作品里提出来，也许会受到重视——很简单的想法，就这么写了。
彦：这部作品在海外很受重视。在表现手法上也比较新，时空交叉。另外你那篇《真真假假》，我觉得对现实的针砭甚至超过了《人到中年》。
谌：这是一个常在我脑子里盘旋的问题。十年“文化大革命”，搞得人真假颠倒，很难讲真话。那时逼着你说话。十年内乱以后，知识分子心有余悸，这个问题仍然存在。一个民族，要那么说假话，总是一种悲哀。但现实又确实如此。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后，知识分子的那种小心翼翼，对我们没什么好处。应该提倡讲些真话吧——不一定你讲的真话都是对的，但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的意见讲出来。《真真假假》写的是研究所，其实不止是研究所的问题，更是写多少年来政策不落实，知识分子心有余悸，有自卑感。
彦：海外很多评论都很肯定这部作品。
谌：评论界不敢提，也没人敢批。有些人开玩笑说我有“后台”什么的。我扣工资的问题又闹到中央去，太不像话了。好像我这样一个作者，给江青写过信——后来我干脆把事情说清楚：我给她写信只是为了出书，没有别的牵连。在国内，从为人到作品，从生活到写作，我都是比较严谨的。我没什么可怕的，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主张“无知才能无畏”。第一是喜欢文学，应该支持反映生活。我有我的缺点，但我是从好的愿望出发，不是想打倒谁，也不是想谋取自己的权利。
彦：在海外反而有些评论比较肯定。《真真假假》之后，你有什么新的写作计划？
谌：《真真假假》之后写了很多中短篇。有个《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你看过吗？今年我发了一个《错、错、错！》，写家庭问题、婚姻问题。
彦：你觉得做一个成功的小说家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谌：首先恐怕是要热爱生活，对生活要像一团火。热爱生活，归根结底是爱人。生活是个非常抽象的名词，但作家始终生活在生活之中。首先要热爱这些，才能满怀热情地去了解欢乐与疾苦。我每年写作时间大概占三分之一，三分之二时间用来读书和做社会调查，恶补古典、古文、外文，英文也是自学的。要读两本书：一本是死书，一本是活书。活书就是社会、生活、人。我特别相信“眼见为实”——不是说只看农村，而是对待生活的各种事情、各种人，都要自己去接触，不能听人讲一遍就完了。乡下农村我也是自己去的，去看。农村确实变化很大，也想写一点。
深刻、实际、到家、勇敢
重读这篇将近四十年前的访谈，当年的对话依然鲜活。谌容的刚直、率真、对文学的执著、对知识分子的关切，一字一句都留在纸上。她一生历经风雨，却始终保持着文人的骨气。
杨振宁先生说她“深刻、实际、到家”，我以为还要加上一个词：勇敢。
她的作品和她的人一样，不躲闪，不谄媚，在沉默的年代敢于发声，在苦难中不曾低头。从《永远的春天》到《人到中年》，再到《真真假假》与《错、错、错！》，谌容以一系列掷地有声的小说，为中国当代文学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她不仅记录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尊严，更以文学的方式参与了社会的反思与进步。这样的作家，这样的小说，值得被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记住。
（本文小标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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