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纂《新加坡书法二百年》时，常有人问我：新加坡的书法史，果真能上溯两百年吗？
大众认知里的新加坡书法，多归功于清末民初南来的文人名家，认为唯有碑帖的正统传承才算艺术起源。然而，若从文化制度审视，书法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名家的案头，更植根于教育体系。凡有学堂处，必有书写规范、工具与观念的流布。华校的建立，便是书法在本地生根的原点；当课室响起第一声朗读，书法的种子便已破土萌芽。
学界早已注意到早期华教的线索。新加坡历史学者庄钦永在《新甲华人史史料考释》中引述史料指出，1819年传教士已设立华文学堂，以中文从事启蒙教学。这意味着华文教育几乎与新加坡的发展同步。而能以实物证明这段历史的，莫过于刊刻于1832年的《训女三字经》。此书署名“马典娘娘著”，现藏于哈佛燕京图书馆。
这位“娘娘”实为英国传教士索非亚·马典（Sophia Martin）。她于1829年从印度尼西亚来新从事教学，精通中文与福建方言。她为教化自编教材，仿效《三字经》体例，在熟悉的蒙学节奏中加入新的伦理与宗教观念。有些句子直接沿用旧文，有些则经过改写，如“若做恶，死那时，入地狱”，“信耶稣，学好道”等语句，体现出中西思想在教材中的并置与调和。
书法文化最初的社会形态
《训女三字经》的书法意义不仅在于内容，更在于它体现的“书写实践”。它证明了19世纪的新加坡已存在正规的汉字教学。课堂上的抄写、临摹与训练，正是书法文化最初的社会形态。此时的书法并非纯粹的艺术，而是一种教育技术、文化工具与族群认同的维系方式。
在华社体系尚未成熟前，是传教士奠定了课堂制度与教材基础，使汉字书写得以延续。若仅将书法史视为文人的艺术活动，将忽略这层更深厚的文化层次。
新加坡书法两百年的源头，或许不在名家之手，而在这些朴素而坚韧的教育实践中。它告诉我们：书法传统不仅在墨池里，更在千千万万学童最初的一撇一捺之中。
（作者为南洋书法中心艺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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