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天，和一群朋友到徐惠民、颜贵娟家做客。在他们客厅玻璃橱柜里，看见一个方形的木箱子，箱子下方有几个英文字母：Rediffusion。
那不就是当年“丽的呼声”的播音箱吗？我问。是啊！大家齐声回答。
“丽的呼声”成立于1920年代的英国，是一家私营有线广播公司。二战后，业务扩展到新加坡、马来亚、香港等地。那时无线广播还不普及，它正好填补上这个市场空缺。订户只须缴付低廉月费，业者就会把电线接入家中，装上这个小音箱；轻轻扭开旋钮，就能收听广播。
看到这个音箱，我立刻想起那个几乎人人都在收听“丽的呼声”的年代。
二
我出世时，家里已经装有“丽的呼声”。每天清晨，开场轻音乐准时响起，就像全家共用的闹钟，把我们从睡梦中唤醒；夜晚上床前把音量调低，午夜收场播完《晚安曲》后，它自动消音，我们也随之入眠。第二天一早，轻音乐又轻轻响起，把人叫醒。这样的节奏，日复一日，很自然地融入我们每天的生活。
“丽的呼声”分两个频道：“银色电台”播放英语节目；“金色电台”则以华语和各种方言为主，包括厦语、潮语、粤语、琼语、客语、福州语。节目内容包括：方言戏曲、广播剧、武侠小说和民间故事的播讲、歌曲、点歌与猜歌游戏等；而且每天还定时从政府电台转播华语和方言新闻，把时事动态带进千家万户。
不只家庭，一些商店和几乎所有咖啡店都装有“丽的呼声”。这么一来，它让人感到几乎无处不在，无论走到哪里，总能听见附近住家、商店、咖啡店传来正在播放的节目。
咖啡店装了“丽的呼声”，不只让人感到亲切，也实实在在带来生意。尤其是在平日晚上9点15分到9点45分，王道播讲厦语武侠小说这段时间，咖啡店总是座无虚席。有些人坐在店内，有些人干脆半坐半躺在店外，人人竖起耳朵收听。音箱开得大大声，王道讲得绘声绘影，听众听得如痴如醉；可是时间一到，故事告一段落，人群就像看完电影散场立刻散去，只留下咖啡店小伙计在收拾杯盘、整理桌椅。
三
从我懂事开始，“丽的呼声”就一直陪伴着我成长。在我还没上学、还没接触华文华语之前，我只能通过方言去认识这个世界，这个小音箱就成了我的启蒙老师。
小时候，我每天早上陪在曾祖母和祖母身边，一起听潮语戏曲。当时播放的大多是折子戏，如《桃花过渡》《井边会》《柴房会》《芦林会》等。听得多了，我也能跟着唱上几句，慢慢理解歌词含义，就这样在潜移默化中学会母语。
广播剧也带给我丰富的文学养分。有一年端午节，“丽的呼声”为了应景，播出潮语单元剧《屈原》，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屈原的故事，为他的遭遇感到难过。后来长大阅读《离骚》《九歌》，脑中自然浮现出屈原的生平画面，读起来格外有感受。巴金的《家》《春》《秋》，曹禺的《雷雨》，当年也被改编成广播剧，我通过广播剧先认识了这些作品，之后才阅读原著。
更重要的是，“丽的呼声”为我打开一扇看到外界的窗口。广播剧里的香港，新闻里的南非、罗德西亚（后来改名津巴布韦）、古巴、苏联、美国……这些地方，都是我在童年时期，通过收听“丽的呼声”一点一点认识的世界。
四
当时新加坡播出的广播剧，多由香港“丽的呼声”制作。故事常以香港作为背景，启德机场、天星码头、尖沙咀、弥敦道、太平山顶、浅水湾、清水湾，在剧情中反复出现，听久了，就熟悉了。
那时，新加坡也是香港电影的重要市场。港产影片以粤语片和华语片为主，以及少量的厦语片；不少粤语片由香港“丽的呼声”潮语戏剧组配音成潮语版本，一同发行到新加坡院线。桥北路的光华戏院，美芝路的新娱乐戏院、曼舞罗戏院，每天放映的都是方言影片。
我有两个年轻的姑姑，她们都爱看电影，上电影院时也常带我一起去。平日从广播中认识的香港，一上银幕就变成活生生的画面。影片配了音，谢贤、南红、嘉玲、吴楚帆、张活游、张瑛、白燕等人，在银幕上都说潮州话。
许多电影和广播剧互相改编。家庭伦理剧的剧情，离不开男女情仇、婆媳纠纷，看多了难免混淆；现在许多影片的具体情节记不得了，但由于当时连续收听广播剧，片名现在还能记得清楚，如《青青河边草》《可怜天下父母心》《遗腹子》《嫂夫人》等。
五
小时候听潮语新闻，起初似懂非懂，后来渐渐听明白，也开始像追广播剧一样，天天追听新闻动向。今天我会对时事持续关注，大概就是从那时候养成的习惯。
二战后，亚洲与非洲的反殖民浪潮此起彼伏。我住在新加坡河畔，许多政治活动就在我家附近发生。三四岁时，我家楼下曾爆发警民冲突，我甚至尝过催泪瓦斯的滋味；一有紧急事故，便能看到军警迅速封锁桥梁、封锁街道。在那样的环境里，我理所当然地学会通过新闻去理解世界发生了什么。
一些国际事件也留给我深刻印象，如：古巴导弹危机，以及罗德西亚与南非的反种族隔离斗争。古巴危机中，美苏在最后关头悬崖勒马，避免了一场灾难；而在非洲，罗德西亚在外力介入下推翻白人政权、建立了津巴布韦；南非却经历更漫长的抗争，领导抗争的曼德拉被判终身监禁，导致国际社会对南非政权实施经济制裁，南非最终在经济濒临崩溃的压力下，不得不妥协，在1990年代初，释放了被关押27年的曼德拉，国家才逐步走向种族和解。
这些早年从广播中听来的资讯，对我日后理解世界帮助很大。1992年我到南非考察、寻求商机时，正好遇上南非举行全国公投决定是否让黑人参政。在当地电视上观看辩论时，意识到我能理解双方的争论焦点，其实是当年从收听“丽的呼声“积累下来的认知结果。
六
新加坡“丽的呼声”成立于1949年，至2012年停播结业，陪伴几代人走过半个多世纪。
它在1950至1970年代最为鼎盛，后来随着无线广播，电视的普及，互联网娱乐的兴起，它逐渐失去原有的位置。到了1980年代，新加坡推行“讲华语运动”，方言节目被全面取消，又再给它致命的一击，加速了它生命的终结。
从我这篇文字分享的事实，相信读者能看到当年“丽的呼声”与一般家庭的距离如此贴近。对我个人来说，它确实是一位无形的老师，在不知不觉中，影响我理解语言、文化，甚至世界的方式。
从更大的社会层面来看，它不只是大众娱乐，也呈现出当时多元语言自然共存的文化景象。在同一个空间里，不同方言同时存在，人们通过不同声音彼此连结，共享着一个自在的时代。
当“丽的呼声”消失时，消失的并不只是一个广播系统，而是一个曾经理所当然、后来却再也听不见的声音世界。那声音一旦沉寂下来，就不只是安静而已，而是一个时代的真正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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