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梅雨季，我在上海两年的特派员工作，很快就要在绵绵阴雨中画上句点。 还记得2024年夏天刚到上海时，一名熟悉中国的经济师对我说，这是一个难得的外派时机，中国经济正处于关键调整期，许多变化都在发生，若把握得好将“大有可为”。 确实如他所言。过去两年，中国外部面临贸易战持续加压，内部经历经济结构转型，房地产下行、地方债务压力沉重、消费投资动能不足等问题交织并行。这些课题不缺读者，也常常占据新闻版面的主要篇幅，是中国经济报道中的一条主轴。 但现在回想起来，这两年印象最深的，反而不是那些宏大的课题，而是采访中遇到的普通人，以及他们正在经历的生活。 王女士是我最近采访的一个关于中产滑落的个案。她曾在上海一家公共部门工作多年，疫情期间因为长期高强度工作，身心状态一度崩溃，只得离职接受心理治疗。之后，她又接连经历离婚、母亲患癌等变故，生活迅速转向另一种方向。 她卖掉了房子，搬到郊区，进入工厂做起操作工，但不久后又因劳动纠纷与厂方发生争议，最终走上诉讼的道路。为了不让家人担心，她过去两年一直隐瞒自己的真实状况，工作日“假装上班”。她的女儿被外国大学录取，但因王女士没有工作而签证被拒，至今悬而未决。 王女士经历的或许不具有普遍性，但从中可以窥见某种共同的脆弱：在缺乏安全网的情况下，一些看似不大的意外，就可能触发连锁效应，让原本稳定的生活迅速跌落。 相比王女士这样的个案，我更常遇到的是分布在不同行业、处于人生不同阶段的普通人。我与他们接触不深，有的只有一面之缘，有的只简单搭过几句话。 但我记得他们是退休后到上海跑网约车的东北大叔，只为每个月多跑两三千元（人民币，下同，381至572新元）；是台风天在大街上清扫树枝的清洁工，怕风，但“风来了就蹲下来”；是从不同省份来上海打零工的中年，每天清晨在人力市场等一份相对不累的日结工；是大学毕业后住进上海青旅的年轻人，只求在身上的钱花光之前，能找到一份支持自己在大城市落脚的工作。 他们大多数时候留给我的，是一种很朴素的真诚与善意。想到这些，总会让人有些触动。 付哥是我某次去江苏北部采访时遇到的包车司机。采访结束后就没再联系，我也记不清有关他的更多细节。直到后来我需要找一个受访对象，实在找不到人才想起他。当时距离我俩见面已经过去一年多，他听到后二话不说，马上帮我打电话联系，很快就找到了人。 萍姐在上海郊区开一家中餐馆。她1990年代从安徽到上海，最初在大学附近摆路边摊，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店，如今已有两层楼的餐馆。她家也是上海少数提供免费餐的餐馆之一。 尽管餐饮业竞争激烈，萍姐的免费餐已经做了九年。问她为什么坚持，她说不出太多道理，只反复跟我说“这没什么”，只是自己正好开餐馆有食材，恰好又有人需要，所以就做了。 还有一些人的故事曾被我写进报道。去年5月，广州最大的烂尾楼盘澳洲山庄里，一批在烂尾楼居住了数十年的老业主们，向我展示他们如何养鸡种菜组织生活。当时距离山庄不远的安置房已经动工，按照计划，第一批业主去年底就能搬入新房。 今年两次询问进展，因为安置房与最初购房价差近10倍，安置方案至今仍未达成一致。一名去年还充满希望的老业主，如今只说听天由命，“住烂尾山庄挺好的”。 另一起牵涉数百人的太白诈骗案，苦主在多地报案后进入漫长的等待，案件进展不明，资金能否追回仍是未知数。而那些贷款投资的苦主，人生轨迹也早已改写，有人远赴外地打工，有人变卖资产还债，也有人处在精神崩溃边缘。 还有更多的故事，没有来得及写进报道。 中国官方今年将农村养老金提升至每月163元。对于医疗和养老资源匮乏的1.2亿农村老人来说，这笔钱意味着什么，这就代表了晚年生活的保障吗？财新最近的一篇报道走进山东一个重度老龄化村庄，那里由幼儿园改成的“长辈食堂”已经运行一年多，为高龄老人提供免费营养午餐。这样的探索，能否在更多农村落地，我想继续追踪下去。 暑期将至，江苏昆山很快又要迎来新一批暑假工。这些拖着行李箱、走进工厂流水线的年轻人，从哪里来，又将去往哪里？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未来？我也想知道答案。 未来一段时间，我或许不会再以记者的身份书写中国，但我想，我仍会继续关注这片土地。两年，那些采访过的人、听过的故事、见过的生活，已经成为我认识中国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