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属于大众文学，文类特质使其“商品性”大于艺术价值，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文学界的学者们都将之置于研究殿堂之外。但是近年来，金庸（1924-2018）的武侠世界与现实间的互涉关系成为许多学者关注的议题。他自1948年移居香港，1950年开始发表小说，逃离中国的内忧外患后，便在香港创办《明报》发诸社会不平之声，同时亦于报刊连载武侠小说。

金庸的小说崇尚侠义精神的展现，将古典为侠的道德思考置入现代事件中，香港这片沃土给了他足够的自由。《笑傲江湖》《鹿鼎记》成形于文革期间，他表示若没有香港就没有《明报》，而《明报》正是展示武侠创作的舞台。

一、渗透式的人性思考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述及武侠小说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时指出：“历时地看，武侠小说中侠客从追随清官到反抗朝廷，再到追求个人意识，当然变化极大；可跟同时代其他文学及人文科学著作比较，不难看出，武侠小说在思想观念上，与整个时代思潮大体上保持‘慢半拍’这么一种不即不离的姿态”，每个不同世代的作家，都得面对他的当代读者，都得回应当代消费文化的趋势，时代的大氛围和品味，直接影响了武侠小说的创作思维，基于武侠小说的连载特性（不论是在传统副刊的连载，在武侠网络平台上的创作，或者以漫画周刊的形式发行），“武”与“侠”的比重，各种母题的变化，都跟广大的读者反应有密切的关系。 金庸的武侠小说基本上不脱历史的轨迹，又在此中置入新的文化意义与对人性本质的揭示，而这些元素正是读者在阅读时渴望获得的。他在第一本小说《书剑恩仇录》中巧妙运用汉满不两立与反清复明的历史事实，让真实的乾隆皇帝与虚构的红花会帮主陈家洛深陷于君臣、父子的道德边缘；《天龙八部》中以北宋时期西域异国的民族之争为本，让段誉、乔峰、虚竹等人轮番在命运的摆弄下进行抗争；《笑傲江湖》则展示权力、阴谋与野心的巨大，瓦解了正邪、敌我的秩序，在假想的江湖中暗讽现实政治。金庸极力挑战义气、背叛与生存的界线，也带领读者缝合想象的历史与当下生活。

二、侠士精神的变异

武侠走到金庸，迫使人们思考侠士精神是否具备典型？正派人物往往历经种种磨难和不幸，颠覆传统思维的方式贴近大众追求新鲜感的需求，这是金庸的艺术成就，同时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

不过，金庸笔下的主角缺乏真实的成长过程，侠士经常通过“天授”的方式得到武林秘笈。如段誉在无意间服食莽牯朱蛤，从此万毒不侵，甚至运用北冥神功吸取他人内力，成为内功浑厚之人；又如令狐冲得到风清扬的帮助，在内力全失的情况下以独孤九剑击败敌手。这些经历与我们传统认知的武功练法有极大的出入。至最后一本《鹿鼎记》，金庸扭转侠士的形象，韦小宝不仅毫无武功可言，还出身于青楼，显示金庸对“武”与“侠士”在小说中的作用产生反思。这种反英雄的情节让主角本身与英雄一样有着崇高的理想，却表现出非完人的失败，促使武侠小说得以走出另一条路。

三、全球武侠的高峰

金庸自1955年创作《书剑恩仇录》至1972年《鹿鼎记》封笔，其小说创作在华人社会影响巨大。

他最大的贡献在使武侠小说真正成为一门学问，融合人性化的思考逻辑，瓦解前人塑造角色的单一化，反复从人物心境的纠葛入手，将人性复杂化，反而更贴近真实的人。而后出的古龙（1938-1985）虽然也有其拥戴者，钦佩他独特的哲学思维与结合儒释道的传统思想。但是缺少了金庸对历史的关注与磅礴的地景想象，就显得薄弱一些。在金庸笔下，正邪为一体之两面，侠士的反叛形象形成矛盾的艺术视野，通过历史的连结产生虚实相对的映衬效果，既在历史中又出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