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创新与开拓精神，成为中国新主流。边陲城市新疆界，成为政治经济的新境界，刺激全国向上提升。

这也许是中国历史的意外。1992年，邓小平“南巡”至深圳时，他目睹的深圳还只是一个简陋、粗粝的城市，是一个香港人购买“假货”、翻版录像带、按摩、嫖妓的龙蛇混杂之地。香港人看深圳，都是从一个俯视的角度，看一个落后的穷亲戚。但25年后，这个穷亲戚已经跃升为高新科技首都，汇聚全球精英，创造比香港更多的GDP。香港人看深圳，再也不能俯视，而是要面对一个焕然一新的“老表”。

这也因为深圳成为中国的新疆界。当年的海滨小城，由于地缘上与香港的关系，耳濡目染，不仅有一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更有一种“不信邪”的傻劲。它是一个地理上的边陲之地，远离中原与京华权力核心，探索一套新的游戏规则。

这正是中国进入企业起飞的世纪。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的统治方式，再也不管用。很多在“北上广”感到幻灭的理想主义者，都跑到深圳来创业，寻找新的机会。他们不再沉迷于主义之争，而是要在商业与创新的天地，展现长才。

这也成为深圳民营企业蓬勃发展的底色。它们不再受制于国企官僚系统的论资排辈，也不再被官场的权力倾轧所束缚。他们自己投身在一个美丽的新世界中，要发现自己的最新实力与定位。而90年代之初，全球权力关系出现巨变，全球化推动资金、人才与技术的自由流动，而深圳在这过程中，发挥它在产业链的重要作用。

美国开发西部的过程 建立了美国的国家性格

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这恰恰是美国历史中所强调的“疆界理论”（Frontier Theory），在地理上新的疆界拓展中，开创了权力核心与文化核心所没有的创新力量，反过来成为整个国家的心理动力。这是美国史家唐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的重要理论，解释美国开发西部的过程，建立了美国的国家性格，与欧洲的文化传统迥然不同。

如今深圳的创新与开拓精神，也彰显“疆界理论”的特色。深圳与“北上广”的发展轨迹不同，它的民间社会越来越成熟，民企的巨大力量成为城市的主流。腾讯的最新市值胜过了中国工商银行等国企，大疆成为全球最大的无人机公司，而华为不但压倒了美国的对手思科（Cisco），也挑战iPhone与三星，争取成为世界手机冠军。

民企的强大竞争力，刺激公权力重视“良好管治”。深圳与整个珠三角的基建，都为经济勇猛发展作出铺垫。这是良好管治的开始，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深圳历届领导都面对民间要求创新的压力，也面对隔邻香港“示范效应”的冲击，不断会被问到“香港可以，为何深圳不可以”。

正是这样的政治张力，使深圳的发展更有独特的动力。深圳人不会排外，因为绝大部分的人都是来自外地，没有包袱，也没有地域的歧视。深圳的创新与开拓精神，成为中国的新主流。边陲的城市的新疆界，成为政治经济的新境界，刺激全国不断向上提升。

（作者为亚洲周刊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