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拥有深厚的中华文化素养，也熟悉中西历史。他在文字武林中开拓了一个全新的

境界，我和他匆匆相遇，见证他的“武功”成为一个时代的绝响。

第一次见到金庸，是1996年8月间的一个下午，和亚洲周刊编辑部的几位同事，到他在香港山顶道一号的豪宅去访问，谈香港即将回归的权力安排，以及如何应对西方媒体的悲观情绪。他那一天神采飞扬，和我们谈得很高兴。但谈了才一个小时左右，他的太太林乐怡却很快在客厅外大声说“时间到了”，说还要去一个约会。我们只有匆匆说再见，我发现金庸谈兴很浓，似乎意犹未尽……

那时候香港无线电视翡翠台正在播映金庸名著《笑傲江湖》电视剧，8月16日的大结局更掀起了收视高潮。金庸说他不怎么看自己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但他更关心九七回归的权力大戏。当时西方媒体弥漫一片悲观的情绪，用“香港之死”来形容这个城市的处境，而中文媒体每天都会出现一个关键词“九七大限”；很多人预测：1997年7月1日回归后，香港就会进入死亡状态。

金庸认为这都是政治的偏见。他指出北京不会“搞垮香港”，也不会做任何伤害香港的事，他强调港人福祉亟需言论自由的保障，反驳“商人治港”不利香港之说，并建议民主派人士加入建制。他看好香港前途，评点特首人选，认为董建华是适合的选择。他说中国领导人对民族尊严很重视，邓小平、江泽民等都是在帝国主义压迫下成长的，有强烈的反帝反殖反压迫的民族情绪。

第二次见到金庸，是在回归之后，和董桥、张隆溪等朋友，在兰桂坊附近的一家私房菜。记得那天点了四川菜，辣的过瘾，但金庸太太说金庸不能吃辣的，就将“夫妻肺片”等辣菜，放在一杯温水内泡一下。席上大家没有谈到太多政治，都是谈一些文坛轶事。金庸说话不多，但他满肚子奇闻异事，偶尔讲几句就直指问题核心，让人拍案惊奇。

另外一次见到金庸，是在一个酒会上，大家都拿着酒杯，站在那边聊天。他说亚洲周刊的定位很好，面向全球华人社会，也开拓了一个独特的气场，对两岸三地的政治与社会，都会有冲击的作用。他说到当年去新加坡办报，发现当地华人观察中国，就具有和香港人迥然不同的角度，值得中国人深思。他说他喜欢读亚洲周刊，也对我勉励有加。我问他为什么不再写武侠小说，他说写作的灵感也有配额，配额用完了，就不要再写了。

如果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黄蓉与郭靖。不同背景的读者，都对金庸作品的角色有不同解读。但可以确定的是，金庸的作品是空前绝后的——他不但拥有深厚的中华文化素养，也很有历史感，可以诗词歌赋，四书五经，顺手拈来，也熟悉中西历史。他的写作手法也超越了还珠楼主和传统的章回小说，用上了很多西方的文学技巧，如戏中有戏、隔墙有耳、内心独白等。他在文字武林中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境界，我和他匆匆的相遇，见证他的“武功”成为一个时代的绝响。

（作者是亚洲周刊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