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ec的善心行为中，我看到了“负伤的治疗者”，我希望我自己也能成为这样的人，帮助他人。

我怒不可遏——根本没有心情主持诗歌活动。不过，几周前我已答应主办方，因此虽有些无奈，还是强打精神，凭借一贯的职业素养完成了工作。

其实，我心情糟糕透顶，是因为不久前发生在美国得州小镇圣达菲的校园枪击案。圣达菲与我成长的小镇相邻，离我就读的高中不足20分钟车程。我很伤心，但更愤怒，因为那里很多人（包括政客和普通居民）一直坚持认为枪支不是问题。当天早些时候，我得知我在那里的家人与枪击事件的幸存者关系密切。

参加诗歌活动时，我尽量把这事放在一边，但同时也知道活动的一些讨论将谈及枪击话题，至少略有提及。活动开始时，我仍未决定是否告诉大家我和枪击案的关系，不过一旦提起，引发的讨论将比我打算阐明的观点更深远。

小组里其他四位诗人非常支持我。第一位回应我的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Alec Stege，他说：“我成长的国家已不复存在。我在南斯拉夫长大，但我们无力停止战争，最终国家四分五裂。”

他看着我，满脸同情，接着说：“我用了20多年时间才把我在战争中的那段经历写出来，这本书刚出版。”他谈到摆脱那些可怕经历所需的决心和动力，“不管个人遭遇多痛苦，我们必须选择勇于面对，并从中发现更有意义的东西。”

荷兰神学家卢云（Henri Nouwen）曾写过《负伤的治疗者》，这些人坦然面对自己伤痛，并将其化为同情，以同理心帮助其他伤者。他说：“同理心使我们得以认识到人们对爱的渴望也存在于我们心中，世人所熟知的残酷亦根植于我们的本性冲动中。同理心也能让我们感受到对朋友眼中宽恕的期盼，以及他们苦涩的口中吐出的怨恨。他们杀戮时，我们知道自己也可能如此；他们放生时，我们明白自己也能这么做。对一个富有同理心的人而言，任何有人性的东西都不可能是冰冷的机器：没有欢乐与悲伤，也无谓生存与死亡。”

Alec谈及的他的这段经历，让我对卢云的“负伤的治疗者”概念有了新的认识，我的愤怒情绪逐渐消散。暴力仍未停止，我还是很担心家人，但我已看到同情心，我已面对挑战将自身的痛苦化为更有意义的东西。首先，Alec以其言行做了表率。卢云在书中写道：“有关领导力的最大误区就是认为一个从未到过沙漠的人能带领大家走出沙漠。”Alec身处沙漠并幸存下来，这段经历让我明白办法其实是有的。因他曾身陷黑暗，并找到出路；因他愿意转身返回，为其他人指明同样的道路；他的行为表明了什么是真正的领导力和同理心。

诗歌活动结束时，我心中充满新希望，有了新目标。在Alec的善心行为中，我看到了“负伤的治疗者”，我希望我自己也能成为这样的人，帮助他人。

（作者是美籍翻译家、诗人，1991年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