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名可名》出版后，罗列倾心作者的名单，然后寄到台湾的出版社请为代转。

台大毕业后返新加坡，竟然断断续续收到来信，有不命名自行购书的读者，也有收到出版社转送赠书的作者：王鼎钧、雷骧、蒋勋、西西、熊秉明……木心！

上篇：能做的事就只是长途跋涉的归真返璞

若果文青真的是炼成的，着一“炼”字，必得经历烈焰炙烧，钢铁化为熔岩后倒入模子，方能浴火重生，脱胎成新的样貌。但是，纵使有赴汤蹈火的意志，该用哪个模子呢？

和木心的邂逅，是一场电光火石的冲击──原来世间有如此别具一格、睿智与情思兼具的模子啊，于是心悦诚服地熔化，欲火焚身般让原先粗鄙笨拙的自己一点一滴地消融，融入心中揣摩的那个叫做“木心”的模型，但求他日能凝结成稍微相似的形状，蜕变成新的自己。

苏格拉底所谓的“认识自己”，委实知易行难。年少懵懂的文青，连自己长什么样子都看不清晰，连自己可能长成什么样子都还摸不着头脑；市面上模子众多，就是没觑见心仪的楷模，直至遇上木心，才恍然大悟“自己”可以长成这样。“知”只是个起步，接下来怎么“行”，靠的即是修行：日夜操练，拆解原我；提炼精华，重塑新我。过程煎熬艰辛，且成果无人能保。

1980年代中旬刚到台湾念书时，精神状态还延续着新加坡那个原我，然后新环境的刺激慢慢渗入，寻寻觅觅新我的路上总会迷路甚或误入歧途，惶惶然不知所措。从前心醉的张晓风、王鼎钧不管用了，如今浅尝的吴鲁芹、简媜亦不合适，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日日心焦如焚。大一那年尚能规规矩矩地写模范作文般的《清风》，稍具实验风格的《异乡人手记》，大二便再也写不出文章了，或者说，没有一篇文章写出来是满意的。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夜夜暗自着急。

记忆如果无误，应该是高我一届的学长蔡深江，他说，读木心、杨牧看看吧。英谚有云，接下来的都是历史了。

彼时的记载最能把握原初的悸动，写于大学毕业的翌年：

木心曾说：“凡是令我倾心的书，都分辨不清是我在理解它呢还是它在理解我。”你知道的，我一直惊讶何以先我知木心者能够守口如瓶而不欣喜若狂，我则老是一厢情愿地认定自己已被此人参透，透体通明。有时这样想想也就很满足了。

──《与台北友人书》（1990）

所谓模子，在文字创作上，毋宁是展示一种叙述的可能，包含语气、节奏、音韵、思路，共构成独特的文体；如书法之颜筋柳骨，以临摹始，再发展出自己的笔法。木心的头两本书由洪范书局出版，并亲手设计封面：《散文一集》（1986）书名简单直白，具民国风；《琼美卡随想录》（1986）亦如是，标记了书写之处，却不用“斋”“堂”等雅号。1988年圆神出版社一口气推出三本，散文集《即兴判断》、小说集《温莎墓园》、诗集《西班牙三棵树》，并以木心头像照片为封面。这些模子我日夜摩挲，度量其形状，触摸其纹理，眉批一己之心得，分享阅读之喜悦。大学后期那两年，与知心友人说话、写信，三句不离木心，仿佛木心上身，藉由我的躯体吐纳，果真“不学木，无以言”，终为同学封作“木心癖”，笑纳之，且引以为豪。

大三开学后不久的某一天，不知如何心血来潮写就一篇短文《风柜》，从文学转向电影的画面已然可辨；之后一篇《德红切》，清楚篆刻那年修读声韵学的印记。这些短文打开了名为“名可名”的系列创作，唯木心尚未粉墨登场，直至同一学年末的《木心俳句发微》才见证浸淫木心和中文系日久的功效──所谓发微，乃三年来句读古籍的训练，对原文的注疏阐发，不断衍生解读、扩张意义；如大二教授“论孟导读”的老师，一句“性，犹杞柳也”可以讲足数周而不辍，而我不过以三则木心俳句为触媒，将其幽微之处稍事发挥而已。但木心这个模子的启迪不只限于文体，更是一种面对生命生活的状态。大四那年修读最低限度的九个学分，加上必修的体育课，一星期11小时，也没全上，深深体会木心所说的“生命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彼时新加坡报章副刊《文艺城》编辑“年轻族群”系列，全版除了发表作品还得写一篇自述；《因为不能空闲所以只好忙碌》文中引用木心俳句“总是那些与我无关的事迫使我竭力思考”，继而自我安慰：“幸好是这样，至少还有这样。”

当年毅然决然负笈台大中文系，即是为了延续文青生涯；四年的大学生活，确实是始于文字，亦终于文字。生活围绕文字的修炼，生命以脱胎换骨为目的；原我渐渐褪去，新我蠢蠢欲动，过程既痛苦又兴奋。

毕业前决定在台北留下一点自己文字的痕迹，自费出版文集《名可名》；浅灰色美术纸的封面简单得只有书名和笔名，扉页引用熊秉明的诗句“太黯淡了／太土气了／原谅吧／献给你／原样的璞”。这个文青炼狱，行行止止，匍匍匐匐，终究还是得洗尽铅华，去芜存菁，回归最初的样貌，虽然那个所谓最初已然经历无数番的琢磨淬炼。至于那个叫做“木心”的模型，其情思和睿智，前者可以“如欲相见／我在各种悲喜交集处”的委婉深邃概括，后者呼应熊秉明诗句，“能做的事就只是长途跋涉的归真返璞”。木心，浙江乌镇人，1927年生，原名孙璞。

中篇：如欲相见 我在各种悲喜交集处

1989年5月《名可名》出版后，我端坐台北永和租赁房子的书架前，罗列倾心作者的名单，然后把拙作一本一本地塞入信封，只在书上签名，并无附函给作者，寄到台湾的出版社请为代转。当时诚品刚在敦化南路开了第一家书店，专攻高雅精致的美术与设计类书籍，竟也愿意代售。

读者和作者的关系首先建基于文字，单纯，美好。隔着文字的中介，读者发挥单方面的想象，如暗恋，受惠的、受伤的，只是自己，对方永远不知情。各种悲喜交集，相见处皆在文字；倘若人真见着了人，或许反而无话可说，尴尬了，幻灭了，想象尽失，两败俱伤。

打破这个关系的契约需要勇气，或是愚騃，双方的。台北版《名可名》的作者简介附上新加坡的住址，俨如向汪洋大海抛出一枚瓶中信，企盼远方知音遥遥无期的回音。台大毕业后返新加坡，竟然断断续续收到来信，有不命名自行购书的读者，也有收到出版社转送赠书的作者：王鼎钧、雷骧、蒋勋、西西、熊秉明……木心！

木心1989年9月28日的来信很简短，发自纽约琼美卡：

宋玮先生：

尊作《名可名》收到，谨表谢忱。能否参谈，当于　先生复函后定夺。

我当时在服兵役，10月8日的复函共六页，用日式的信纸直写，写完后影印存本再寄出。我把信当文章写，“木心先生大鉴”后有正题《关于莫罕默德的一则故事》，第一节副题引木心文句“我渴望得到平常的大有深意的友谊”，正文开门见山如下：

隔着一个太平洋，我对您恐怕真的是个“文学不明飞行物”。您的书，台北版的五本我全有，外加《联合文学》创刊号的专辑，都眼熟能详了，自认对您颇有认识，至少程度上在同好之中足以称得上个“癖”字。而一本薄薄《名可名》，地图上几乎不存在的一小点新加坡，先天上您的确是吃了不少亏。您的来信措词客气，似乎不似木心，至少不是我所认识的木心；木心幽默兼带俏皮，不会板起脸孔说话。当然，因为“无知”，我们对彼此都是“奥妙，神秘”；但若要说“战战兢兢”，恐怕我会千倍于您。在我的观念中，您是长辈、前辈，且倍受我敬仰，无论您有什么话要“参谈”，晚辈绝对恭听，而且欣然，受宠若惊。……如果这样的开场白合您心意，就像比赛前先制定好游戏规则一样，现在咱们可以大大方方地除下臃肿累赘的外衣上场拼搏，舒舒服服地素面相见吧。

第二节小题“除了姓名，还什么都不知道”取自木心写席德进的《此岸的克里斯朵夫》，是我的生平简介；第三节的标题为上文引述的“凡是令我倾心的书，都分辨不清是我在理解它呢还是它在理解我”，是我对“木心”此惊为天人的模子的告白。以上第一节正文省略的部分，是我误读了木心来信中“定夺”一词之意。木心书于10月20日的回函开宗明义曰：

玮弟：上次的信，是个试题，看你怎样回答。苏轼欲寄著作给欧阳修，会不先奉函吗，至少同时要附信，否则欧阳修当然以为苏轼无礼。汉文化气数早尽，现代人已不知礼了，故而我只好忍心强迫你补此一礼。

这个开头读得我触目惊心，原来自己原先冒犯了还懵然不知，失礼之后再失礼。幸而木心宽宏大量，“定夺”的结果还是愿意“参谈”，而且话锋一转，语气柔情万千：

今日风雨交加，我独自晚归，你在房门口等着我似的，那信封就有迎人的喜色，我洗手、更衣，倚卧床上阅了这六页──怎么说呢，年轻的朋友，你知道，《名可名》一启读，我就惊悦不止，及至《德红切》，我心目中腾出位置来让你占有。全卷读竟，暗暗鼓掌喝采，并致电几位文友，传报新星出现……

木心这封来信还附上一张照片，背景层层山岩的表面覆盖了白雪，他身着黑大衣戴黑礼帽持长柄黑伞，一条褐底红格子围巾格外显眼；这张照片后来在出版物中见过，想必他相当满意。信末他问我能不能寄照片给他，最后扣紧我的本名、笔名以及他的笔名，说：“‘林’，双木也。‘宋’，木上加宝盖也。总之前缘非浅耳”，署名“你的　木哥”。

后来呢？没有后来了。我回了信，简短多了，也不知为何那次并未存底；没有像样的照片，寄出的那张确是不像话。应对不够用心，看来还是冒犯了，前缘虚掷，从此杳无音讯。

木心有云，“友谊的深度，是双方本身所具的深度。浅薄者的友谊是无深度可言的。”──但一头深一头浅显然也是行不通的。当年20出头的毛头小子，仅仅受过台湾四年中文系的薰陶，又不是用功那一型，且涉世未深，拿什么来和年过六旬、历劫文革、饱经沧桑，又博学多闻的智者对应？木心1982年移居纽约，结识一班同样从中国出来的年轻艺术家，其中的陈丹青近日出版《张岪与木心》（张岪乃木心为陈所取的笔名），书中提到2011年木心逝世后的追思会那天，刚好有一位台湾女士随旅行团来到乌镇，欲造访木心：

50年代中她在对岸读木心，时年16岁，此后与先生通过书信；20多年来，自认水准远不及，不敢趋前见木心，其间留学德国，远嫁意大利，近时听说先生还乡了，决定寻来乌镇。

──陈丹青《张岪与木心》（2019）

这位名叫林慧宜的女士千里迢迢到乌镇想见木心，赶上的竟是木心的追思会，甚至赶不上，因为追思会下午三点举行，旅行团两点钟离开乌镇。后来纽约有一场木心座谈会，竟让林女士撞见陈丹青，据陈的记述，“她认出我，登时大哭，从包里取出木心给她的一遝信。我原以为她是年少浪漫的女书生，谈下来，结果她去欧洲修的是康德与尼采，日后教的是美学，只为眼界学问长进了，能来见木心。”

哎呀呀……，我不禁长叹，为林女士，也为自己。后来我也到欧洲留学，研究电影美学，若待自己眼界学问有所长进再和木心接触，悲喜交集会否更深更远？台北版《名可名》请同学黄慧芬写跋，她从我们频密鱼雁往返的经验，推论出在孟子“颂其文，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的提问中，我是答“可”的一类，确乎如此。木心尝引福楼拜的话“呈现艺术，隐退艺术家”，但根据陈丹青的说法，木心是在乎读者的：“多年来，若是传过一两句读者的赞美──虽然很少，虽然很迟──他会长久记得，倘若话说得好看，他能复述如背诵，每次不会说错”。若真如此，我的那封打破读者与作者关系契约的瓶中信，“交浅言深”的“一倾积愫”，或许曾给他一点慰藉。

木心2006年在陈丹青等人的安排下回乌镇养老，时年79岁；2011年底病危时，有位守护病榻的年轻人刘正伟，来自青岛，“当初只为见木心，辞了工作，远来乌镇找份工，18个月间每周骑了车绕着他的宅子转，不敢去敲门”。──门我敲过，曾打开一道缝，此生无憾矣。

下篇：都去做驴，那么马呢？

1980年代木心在台北出版五本书，90年代又有一些──雄狮美术的《素履之往》（1993），元尊文化一套数本（包括《会吾中》《巴珑》《我纷纷的情欲》，皆1998）──封面均用美术卡纸，仅在左上角或右上角直排书名，作者名只见书脊；我2017年出版的《慢动作》大致模仿此设计。跨入新世纪，台湾印刻文学推出十几本木心新作旧作加访谈录，但各书篇章与新世纪前的不尽相同，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那套亦是。90年代我身处新加坡的“八年抗战”时期，文字创作仍然不脱木心魅影，但也参照其他模子，如撰写“无座标岛屿纪事”系列短文时，罗智成的《梦的塔湖书简》（1987）从不离手。彼时也给《联合早报》副刊推荐作家作品，包括雷骧、蒋勋、小鱼、熊秉明、林则良、罗智成，当然少不了木心。时隔25年，我仍然维持当年对木心作品的轻轻判断：

阅读木心的最痛快之处正是在于他的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不落言诠的情意被他说中了，纷乱杂陈的观念被他一语点破了，其精确，其庄谐，其尖酸偶尔刻薄，令人边读边击节赞叹，而终掩卷太息。

──“1994”（1997）

那篇短评题为《博学多闻·风雅睿智》，副题“像木心这样的一个文艺复兴人”，文首引用木心简译吴尔芙夫人的隽语“都去做驴，那么马呢？”，然后提及朋友说的“木心是个十分欺负读者的作家”。所谓“欺负”，当时我的解释是木心“为文之内容所涉极广，引经据典涵盖古今中外，而且不加签注，不事解析”；但这样的一个文艺复兴人，却谦称“我所有的都是常识而已”，足见读者与作者知识水平的落差。大多数人甘于做驴，极少人自许为马，也难怪读者对这位仰之弥高的作者望之却步。用木心自己的话说，“我是小规模地博大精深”。洪范版《琼美卡随想录》最后一篇文章〈卒岁〉的末段，既可视为木心的自况，也能说明阅读木心的魔障：

当一个人历尽恩仇爱怨之后，重新守身如玉，反过来宁为玉全毋为瓦碎，而且通悟修辞学，即用适当的少量的字，去调理烟尘陡乱的大量人间事--古时候的男人是这样遣度自己的晚年的，他们虽说我躬不悦，遑恤我后，却又知优哉游哉聊以卒岁，总之他们是很善于写作的，一个字一个字地救出自己。救出之后，才平平死去。还有墓志铭，不用一个爱字不用一个恨字，照样阐明了毕生经历，他们真是十分善于写作的。

——木心《琼美卡随想录》（1986）

“宁为玉全毋为瓦碎”展现木心逆向思考的本色，翻转成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瓦当然碎不足惜，但玉却是拼了命也要保安的，何必玉石俱焚。“我躬不悦（一作“阅”），遑恤我后”，引自《诗经》邶风·谷风，我大学课上念过，要翻查注解不难；“优哉游哉，聊以卒岁”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我虽没修读《左传》，但也不构成阅读的障碍。与其说欺负读者，不如说作者自虐自娱──木心岂止引用《诗经》，他更重新演绎诗三百，集为《会吾中》（又名《诗经演》），果真“通悟修辞学”。如今进入网络时代，读者更没有懒惰的借口，但木心与读者的距离犹似鸿沟，连戮力在中国推荐木心作品的陈丹青都火了，回答《新周刊》的问题颇有木心之风：

新：木心太难界定，我们曾想过一个说法：木心，一个人的中国。或一 个人的中国腔。

陈：为什么要“界定”木心？你怎么界定？你界定了，就了解木心，就把他摆平了么？

“一个人的中国”，这就是我们时代的语言：大字报。

新：我们的语境发生了问题？

陈：密密麻麻的问题。如果觉得木心有问题，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不过，照木心的说法，“问题大到了好像没有问题”。

──陈丹青《张岪与木心》（2019）

“木心”如果构成“问题”，正是因为这个作者太“善于写作”，而读者太不擅长阅读。木心很少提及他离开中国以前的日子，如今因为陈丹青的记载而略知一二：1956年29岁首度遭遇牢狱之灾，“囚禁半年间，母亲心焦而死，不满60岁”；1967年40岁，大姐在文革被批斗至死。如此回头读《卒岁》，所谓“一个字一个字地救出自己”，指的实则是木心的“狱中笔记”，密密麻麻的小字，纸张有些保存了下来，正面背面写满的文字却无从辨认，目前展示于乌镇的木心美术馆。“呈现艺术，隐退艺术家”，木心不说破，但《卒岁》一文确有自况之痕。“古时候的男人是这样遣度自己的晚年的”，木心写作此文时始料未及的，是他竟然回归故里安享晚年，以前说过的“自我流放者视归如死”也因时局和处境的翻转而翻转；返乡后在中国掀起木心热，读者群尤其年轻，对木心是理解或误解则另当别论。

1997年我远赴英国念研究所，毕业后留在当地教书，并致力用英文写学术论文；虽然间歇维持中文创作，却已无暇顾及作家和出版动态，对木心晚年事迹只是略有听闻。2012年初收到木心的死讯，只觉恍如隔世，不知如何哀悼，从何哀悼；同年春天打开《慢动作》专栏，木心文字又不请自来，也算是迟到的致敬吧。2014年到香港任教，中国来的文青学子，个个熟悉一首我闻所未闻的《从前慢》；连台湾电信公司的广告，都请金城武扮演书生绅士，滂沱大雨天于日式居所挥毫写下这三个字。也看到陈丹青根据木心在纽约讲世界文学史的笔记出版的《文学回忆录》，后来又有《木心谈木心》，我始终若即若离，仿佛不愿面对木心已然逝世的事实，不想再去触碰关于木心的记忆。木心最终写了墓志铭吗，真的不用一个爱字不用一个恨字吗。

（上，待续）